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是一首咏雨词，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词把雨滴声贯穿全篇。作者敏锐地捕捉住这一听觉形象，并且别出心裁地联想出相似的人生感受。
上片写雨滴声造境。一顶小帐，形如覆斗，词人安卧其中。夜，静悄悄地，本该睡一夜好觉。不料一阵萧疏带凉的雨意，进了窗户，醒了词人。住处地近城南，此刻听得城楼上更鼓敲了三响，已是三更天了。室内夜漏滴答、滴答，有节奏地连成一支水滴之声。
窗外雨点潇潇阵阵，从杨柳叶尖上滴响，在芭樵叶片上溅响，奏成一场雨滴的交响乐。树有远近，叶有高低，故其声亦有远近高下。往远处普遍地听，是淅淅沥沥，连成一片；往近处仔细地听，则滴滴答答，点点分明。“不离”、“只在”是强调深夜雨声唯有植物叶上滴响之商，最为打动人心。这两句，紧紧衔接上面“漏传一水”，就把雨滴声和漏滴场连接起来，在睡意朦胧的词人听来，似乎就感到四面八方有无数的漏滴作响。失眠的人，情何以堪？无情的雨滴，一个劲儿地滴，也不管要滴穿这一双愁人的耳，要滴破这一颗思乡的心。滴，是全篇之眼。
下片书写雨滴引起的更多联想与感伤。雨丝真细，若有若无，飘飞在空中，如缕缕游丝。雨丝有时也加大而形成雨点，洒在植物叶上汇聚起来，又如颗颗真珠。叶子承受不了而珠落，滴答一响，碎了。词人说，雨珠的聚而复散，与人生的悲欢离合，是多么相似呵！真该是天意吧，让我从雨滴来咀嚼离别的滋味。再说那雨丝吧，若有若无，又与梦思的飘忽断续多么相似。可不是吗？刚才一晌好梦，就让雨声绘打破了。梦一醒，不由人不羡慕那些雨夜双栖的伉俪。梦，做不成了。
可是，在这潇潇夜雨中好好想念一番，不也是很美的吗？词人说，让我的精神飞过无边的雨丝，与千里之外的人相会吧！无可奈何语，也是痴情语。这样结笔，仍与全篇妙合无迹。
巧妙地沟通各种联想，是这首词的特色。通过雨滴声，联想到雨滴柳叶、雨打芭蕉的情景。进一步联想到雨点聚成水珠又滴落溅碎的细节。这些，表现的都是从听觉形象化出视觉形象的通感。更为出色的是奇特的相似联想，他把自然现象与生活现象联想起来。漏声、雨声是相似联想；从雨丝的若有若无联想到梦思的飘忽断续，从水珠的聚散想到人生的离合，是更为巧妙的相似联想。试取温庭筠的《更漏子》一词下阕比较，在温词中雨滴只是撩起“不道离情正苦”；而在这首词中，雨珠更象征人生，就别具清新韵味。
前二句写面前出现的一幅帆船的景象。“风迥五两月逢三，双桨平拖水蔚蓝。”诗人先从顶部写起，风力小，月候甚佳，正是春游的大好季节。次写船在水中轻轻地流动，双桨平拖，显得船儿的自由飘荡前行，船身后面，是一片蔚蓝的河水，映入眼帘。
后二句诗人描写两岸景色。“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诗人把目光移向了两岸，桃花簇簇，柳叶鲜鲜，诗人用了“百分”来形容桃花，而用“千分”来形容柳叶，这里诗人用词新鲜，古人还没用过此词，在这里显得格外活泼。最末一句在承接上句的基础上，写桃花的色，鲜艳，簇新，一片红色；写柳叶的色，明快，透亮，一片翠绿，既给读者以春天的感受，又增添了诗的魅力。
清代中朝以后，社会安定，诗人往往对自然风光有独特的感受，写出了平静、安稳的社会面貌。这首小诗用笔轻柔，设色明丽，不仅绘景如画，而且细腻表达出诗人在良辰美景中的美好心情。唐代诗词名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春来江水绿如蓝”、“正是江南好风景”都在此诗中融化无痕。“冶红妖翠”，造语新颖独创。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