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描写了白云漫卷,烟尘四起,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后一句抒情,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全诗语言悲慨,感情真挚。
刘昶在宋不以诗名,这首《断句》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这首诗同项羽的《垓下歌》一样,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面对宝马美姬,悲从中来,慷慨而歌,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唱出这悲壮激昂,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况周颐在《蕙风词话》所说的:“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不得已仓惶出逃,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或许,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尽管如此,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因为后路已经断绝,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身陷绝境的刘昶,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诗的前三句,集中笔力,以浓重的色彩,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尘土遮天蔽日而起,四面山势陡峭,道路断绝,前途是如此暗淡,周围是如此险阻,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此时四周的景致,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故乡,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如今就要一朝远离,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都还留在故乡,生死未卜,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 “故乡几千里”,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
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天予真情,发言自高。”(皎然《诗式》)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无暇雕饰,反使此诗成为绝唱,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刘宋时期,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当时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不良倾向。钟嵘也批评“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刘昶的《断句》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直接继承“左思风力”(钟嵘《诗品序》)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断句”亦即“绝句”,是唐人绝句的滥觞。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沈德潜曾评道:“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断句》的明显影响,只是将刘诗的“三句写景,一句抒情”换成了“三句说盛,一句说衰。”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以便积蓄力量,满弓待发,然后笔锋突然一转,在结句将主题跌出,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大气概,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但首创这种格式的,不是李白,而应归之于刘昶。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这首词抒发的是多情才子月夜相思的别情愁绪。起首二句点出时间是在深夜,隐含的背景是在酒醉之后,交代的事情是“清无梦”和“愁倚阑干”。用“清”字描写夜深人静酒醒之后神志的极端清晰和周围环境的极端宁静,见出词人当时索寞无聊的意绪。“无梦”二字,十分准确地描绘出酒醒之后神经依旧麻木思绪却骤然清醒之后,脑海里出现短暂的思维空白时的惶恐、无聊和失落。
接下来两句写倚阑干时所见。“雨打”一句,化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诗意:“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抒情色彩更浓。这两句写景,实际上饱含着作者的主观色彩。
过片交代愁因:与佳人一别之后,彼此音讯全无,而一片痴情,却日甚一日,纵然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瘦损不堪,也毫无衰竭之势。“瘦尽难拚”,可见出其愁情的深挚。
最后两句,又转回写愁倚阑干所见。陷入沉思之中的词人,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夜已更深了,明月已经移过红楼十二间了。透过其“愁倚”时间之久,精神之集中,折射出其相思之深挚。“无端”二字,露出怨意,看似怨月,实则是词人内心无绪、愁怨难排时的痴语。
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此诗凡二十句,支、微韵通押,一韵到底。诗分五节,每节四句,层次分明。
第一层的四句从时序写起。岁既云暮,百虫非死即藏,故蝼蛄夜鸣而悲。凉风已厉,思妇以己度人,想到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丈夫)无御寒之衣。这四句完全是写实,一无虚笔。凉风之厉,蝼蛄之鸣,皆眼前所闻见之景,而言“率”者,到处皆然也。这儿天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也该感到要过冬了,这是由此及彼。在写作上,诗人通过视觉、触觉和听觉,不但突出了寒冷的到来,而且也由此想到远在他乡的漂泊不归的游子(丈夫)。
然后第二节乃从游子联想到初婚之时,则由今及昔也。“锦衾遗洛浦”是活用洛水宓妃典故,指男女定情结婚;“同袍”出于《诗经·秦风·无衣》,原指同僚,旧说亦指夫妇。“锦衾”二句是说结婚定情后不久,良人便离家远去。这是“思”的起因。至于良人何以远别,诗中虽未明言,但从“游子寒无衣”一句已可略窥端倪。在东汉末叶,不是求仕便是经商,乃一般游子之所以离乡北井之主因。可见良人之弃家远游亦自有其苦衷。朱筠《古诗十九首说》云:“至于同袍违我,累夜过宿,谁之过欤?”意谓这并非良人本意,他也不愿离家远行。惟游子之远行并非诗人所要表白的风客。
自“独宿”以下乃入相思本题。正因为自己“独宿”而累经长夜,以见相别之久而相爱之深也(她一心惦记着他在外“寒无衣”,就是爱之深切的表现),故寄希望于“梦想见容辉”矣。这一句只是写主人公的主观愿望,到下一节才正式写梦境。
第三节专写梦境。“惟”,思也;“古”,故也。故欢,旧日欢好。梦中的丈夫也还是殷殷眷恋着往日的欢爱,她在梦中见到他依稀仍是初来迎娶的样子。《礼记·婚义》:“降,出御归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又《郊特性》:“婿亲御授绥,亲之也。”“绥”是挽以登车的索子,“惠前绥”,指男子迎娶时把车绥亲处递到女子手里。“愿得”两句有点倒装的意思,“长巧笑”者,女为悦己者容的另一说法,意谓被丈夫迎娶携手同车而归,但愿此后长远过着快乐的日子,而这种快乐的日子乃是以女方取悦于良人赢得的。这是梦中景,却有现实生活为基础,盖新婚的经历对青年男女来说,长存于记忆中者总是十分美好的。可惜时至今日,已成为使人流连的梦境了。
第四节语气接得突兀,有急转直下的味道,而所写却是主人公乍从梦境中醒来那种恍恍惚惚的感受,半嗔半诧,似寤不迷。意思说好梦不长,良人归来既没有停留多久(“不须臾”者,犹现代汉语之“没有多久”、“不一会儿”),更未在深闺中(所谓“重闱”)同自己亲昵一番,一刹那便失其所在。这时才憬然惊察,原是一梦,于是以无可奈何的语气慨叹道:“只恨自己没有晨风一样的双翼,因此不能凌风飞去,追寻良人的踪迹。”这是百无聊赖之辞,殆从《诗经·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语意化出,妙在近于说梦话,实为神来之笔,而不得以通常之比兴语视之也。
这是否一首怨诗,历来有所争议。若论诗中的思妇对“良人”的态度,与其说是“怨”,宁说因“思”极而成“梦”,更多的是“感伤”之情。当然,怨与伤相去不过一间,伤极亦即成怨。但汉代文人诗已接受“诗都”熏陶,此诗尤得温柔敦厚之旨,故此诗意虽忧伤之至而终不及于怨。这在《古诗十九首》中确是出类拔萃之作。
前人对最末一节的前两句略有争议。据胡克家《文选考异》云:“六臣本校云:‘善(指李善注本)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这两句不惟应当有,而且有承上启下之妙用,正自缺少不得。“适意”亦有二解,一种是适己之意。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眄睐以适意,犹言远望可以当归,无聊之极思也。”另一种是指适良人之意,如五臣吕延济及吴淇《选诗定论》之说大抵旨谓后者。此承上文“长巧笑”意,指梦中初见良俚的顾盼眼神,亦属总结上文之语。盖梦中既见良人,当然从眼波中流露了无限情思,希望使良人欢悦适意;不料稍留即逝,梦醒人杳,在自己神智渐渐恢复之后,只好“引领遥相睎”,大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杜甫《梦李白》)的意思,写女子之由思极而梦,由暂梦而骤醒,不惟神情可掬,抑且层次分明。最终乃点出结局,只有“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了,而全诗至此亦摇曳而止,情韵不匮。这后四句实际是从眼神作文章,始而“眄睐”,继而“遥睎”,终于“垂涕”,短短四句,主人公感情的变化便跃然纸上,却又写得质朴自然,毫无矫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