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闺阁深院，垂地绣帘，柔和灯光，轻言细语。会心之处，嫣然一笑，酒涡迷人。词人首先营造了记忆中温馨的氛围。但和眼前的自然之物相对照，在漂泊中自己多么希望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可是“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黄昏之后的“寒鸦”尚可归巢杨柳，令人羡慕不已。词中抒发的背井离乡的愁苦情怀，是战乱时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而非一般词人平时的呻吟。“万叠城头哀怨角”，城头上反复吹奏的号角声充满哀怨，这“哀怨”是一种主观感情的外射，和对国破家亡的伤恸。
“相看只有山如旧”流露出江山易主的悲痛心情。“叹浮云”比喻世事的变幻无常。漂泊孤凄之感是和亡国之痛融合在一起的，使之更加深沉，也更加悲苦。这是一个秋风肃杀，百花凋残的季节，这是一处景物苍茫的黄昏时刻。
“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明天将带上枯干的荷叶包着的冷饭，越过前面那座小山，设法谋生，以便糊口。“趁未发、且尝村酒”从困境中显现出达观的态度。村酒饮罢，囊中依旧羞涩。“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微醉中探手枵囊，幸喜那唯一的谋生工具毛锥还在。他询问邻近的老翁：“需要抄写《牛经》么？”老翁只是摇手。词人东奔西走的目的和结果，在这几句话中描写的惟妙惟肖。
这是一首描写流浪生活的悲歌。在战乱的年代，词人过着流浪的生活。即使物质上再困窘，也不能使他屈服仕元。同时在词人通过老翁对《牛经》的冷淡态度的描写，透露出当时农村中凋零残败的景象，和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的事实。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