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第一章“有杕之杜，有睆其实”两句即以“兴”起首，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之一。这以“兴”起的两句与后边的内容有着某种情绪的关联：孤立的赤棠，象征着夫妻分处，彼此孤零；但孤立的赤棠尚能结出圆滚滚的果实，而分离的夫妻却不能尽其天性，故不能不睹物而兴感！
第三句以下，则赋叙其事：“由于王家之事没有止息，丈夫不能回家。我的孤独时日还要延续下去。现在已是十月，一年又将过去，作为妻子的我，怎不因之而忧伤！”这四句是直叙心意，后一句则来一曲折，想像男方，现 在应该是有空闲了，可以腾出身来回家了。前三句是分离的忧伤，后一句是空想会聚的希望。前后相衬，反映其盼望团聚之殷切。
“遑”有解为“忙”的，那么意义正好相反，征夫正在忙着，那么还不可能回家，则体现出主人公某种程度的失望与懊丧。怀念亲夫感情深沉则是相同的。
第二章与第一章结构相似，意义相近。前二句也是以“兴”起。第二句的“其叶萋萋”，第五句的“卉木萋止”，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靠近，则可理解为杜叶尚未黄落，草色青青尚在，颇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无名氏《金缕衣》）的珍惜年华之意。可是现 在，王事没有结束，丈夫难以归来，眼看光阴虚度，青春浪掷，怎不悲伤！如果以为时间与前章离得稍远。则可理解为一年已经过去，四季周始，春天又已来到，杜叶又现萋萋，草木又呈葱翠，她自不免睹物兴情，忧思不绝。这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以乐景写哀，同一手法。愁人眼中，哀景能兴哀，乐景也能兴哀！所以末句“征夫归止”，并非一般的盼望，而是站在望夫石上问天的哀号：征夫啊，归来罢！
第三章起改用赋体。开头两句写登北山、采枸杞。郑笺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而采之，托有事以望君子。”孔颖达疏云：“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托有事以望汝也。”故此两句并非游离中心之句，而是深含怀亲望夫之情。
五、六、七三句，全为揣想之辞。“檀车”是檀木制作的役车，或者说是以檀木为轮的车。《魏风·伐檀》篇“坎坎伐檀”“坎坎伐辐”“坎坎伐轮”诸句可以印证。戍役时间那么久，想像所乘役车早已破旧，拉车的四马也已疲困，再也不能继续役作了。如以此为前提，则自然得出结论：征夫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有人认为“幝幝”与“啴啴”同义，是车声。这似乎听到了征夫归途中的车轮滚动的轧轧声，疲惫四马艰难奔跑的特特声，它同样反映出女方忧思劳瘁的情貌，不过想像中彼此的距离要比前说更近了。
第四章仍用赋体。第一句两个“匪”，是为了音节的需要，实际作用一个就行，即“匪载来”（车子没有载着你回来）。这是前章“檀车”三句的转折，前章以为“还远”，而实际则朝盼暮望就是不见载着你的车子到来。这四字与后来唐宋词中的“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同一意境。第二句则是前三章伤、悲、忧的心情的发展，伤得悲得忧得成了大病！第三句“期逝不至”是承应第一句“匪载匪来”，第四句“而多为恤”是承应第二句“忧心孔疚”。这四句集中写忧郁、失望。而五、六、七三句又是一次转折，在失望中又获得一丝亮意：求卜问筮，卜筮结论一致，都说“近了”。这给失望枯干的心灵注入一丝滋润，“征夫迩止”，这是获得片时的安慰，寄希望于明天。
对此诗主诉者是谁，说法颇不一致。《毛诗序》说：“杕杜，劳还役也。”这是说全诗是戍役者的口吻，是男思女。不论是女思男还是男思女，在诠释时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如说女思男，则一、二、三章的“我”就没有男思女的解释来得直接。如说男思女，则“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的“女”又较别扭；而三、四两章以男方口吻去解释，更难圆其说。变通的办法是将写男的方面“继我时日”“征夫遑止”等句作为女方的猜想，或者将写女的方面“女心伤止”“女心悲止”等句以及三、四两章当作男方的猜想去理解以求前后统一。但两者相较，似还以女思男较为通畅，而第三、四两章传统上亦从女思男角度去理解。
这首《始闻秋风》不同于一般封建文人的“悲秋”之作，它是一首高亢的秋歌，表现了独特的美学观点和艺术创新的精神。
开头两句“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就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有知有情的形象──“我”，即诗题中的“秋风”，亦即“秋”的象征。当她重返人间，就去寻找久别的“君”──也就是诗人。她深情地回忆起去年观赏黄菊的时刻与诗人分别，而此刻一听到秋蝉的鸣叫，便又回到诗人的身边共话别情。在这里诗人采取拟人手法，从对方着墨，生动地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而又情韵浓郁的意境。据《礼记·月令》，菊黄当在季秋，即秋去冬来之际；蝉鸣当在孟秋，即暑尽秋来之时。“看黄菊”、“听玄蝉”，形象而准确地点明了秋风去而复还的时令。
颔联“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是诗人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诗人说：五更时分，凉风飕飕，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一年不见，“你”还是那么劲疾肃爽，而我那衰老的颜状却在镜中显现出来。这前一句是正面点出“始闻秋风”，后一句是写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和以上两句连读，仿佛是一段话别情的对话。
读到这里，颇有点儿秋风依旧人非旧的味道，然而颈联“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用力一转，精神顿作。到了尾联，由于有颈联“马思边草”、“雕眄青云”为比兴，这里的迎秋风上高台，翘首四望的形象的寓意也就自在不言之中了。“为君”二字照应开头，脉络清晰，结构完整。“扶病”二字暗扣第四句，写出一年颜状衰变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豪情不减，犹上高台，这就更表现出他对秋的爱，更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的意志。可见前言“一年颜状镜中来”，是欲扬先抑，是为了衬托出颜状虽衰，心如砥石的精神。所以沈德潜说：“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
刘禹锡晚年写的这首《始闻秋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跌宕雄健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正是诗人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倔强进取精神和品格的艺术写照。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