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叶轻笼豆颗均，胭脂浓抹蜡痕新”，写“未开海棠”的形态色泽。“豆颗”，豆子，此处借指花蕾。海棠花未开时，花瓣对合如豆状。像豆颗一样饱满的、小小的花蕾匀称地点缀在护惜着它们的翠叶之中。“轻笼”的“轻”，状写翠叶的欲笼未笼的情态，贯注了诗人对未开海棠的轻怜蜜爱。
“胭脂”，一种红色的颜料，常用来形容花的颜色。杜甫《曲江对雨》诗“林花著雨胭脂落”。此处以“胭脂浓抹”来形容海棠花蕾的红艳。恰如浓施胭脂的美人那样娇艳可爱，光采夺目。“蜡痕”，指海棠的花蒂，其状如蜡。梅尧臣《海棠》诗有“胭脂色欲滴，紫蜡蒂何长。”这里以“蜡痕新”来突出海棠花蒂的光泽，就像上过了蜡那样光泽闪烁。“轻笼”“浓抹”相对照，一写情，一描色，使未开海棠不仅有了人的感情，而且有了浓妆艳抹的美人的容颜。
“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转而抒情。诗人殷勤地嘱咐新生的海棠一定要把花梢上的露珠留住。倘若把那美丽的红色滴下来，就真要为春天而感到可惜了。
“生红”，指花朵鲜活的红色。王安石《咏秘诗》“一撮生红慰不平”，元好问也常用“生红”来指代花，如“一树生红锦不如”，“生红点点弄娇妍”等。此处，以“生红”来呼应“胭脂”。诗人害怕晶莹欲滴的露水溶解了花上的胭脂，表现了诗人爱美的心情，同时把海棠花苞那红艳欲滴的景象写得十分生动传神。元好问还有一首《清平乐·杏花》说：“生红闹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和这首诗的用词相类，意旨相似。“殷勤”“可惜”，抒情色彩浓烈，充分表达了诗人珍爱美好事物，惟恐芳菲易尽，“惜春只恐春归去”的深挚情感。
这首诗用笔细腻独到，写景设色富有情韵；抒发了作者惜春的情怀，不仅包含着对含苞欲放的海棠花蕾的怜爱，更隐含着对岁月倏忽、青春易逝的人生感叹。
仰望山岳抒发感慨是许多诗人都写过，李白也不止一次写过的题材。但是，所望的山岳不同，诗篇所涉及的人物不同，其内容和主旨也不大相同。这首诗写终南山，又是送给一位隐居者的，所以诗的主旨紧紧围绕着脱俗返真来抒情状物。终南山在唐代是隐居者最喜欢的一座名山，它既有佛家名刹，也有道教洞天，还是距关中平原最近的一座林木秀美的宜人山岭，李白就从远望终南山时的感受写起。终南山与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中的“南山”同名，李白也有意效仿陶诗意境。前两句说见到终南山，抬头仰望，感慨和触动很深，三四句就说这触动是因为山中浑然的秀美景色带来的，却无法理清说透这景色的特点和细节，只是看到葱葱茏茏的山林在阳光的照耀下别有一番迷人的光景。作者只写景色和组成景色的要素：阳光、翠岭，而不直接告诉人们他的感受，无形之中，人们被引进了欣赏山色的境界中，用心去体会了。
接着诗人说山中自云随风飘浮卷舒自在，无碍无束，看到这种情景，不由得让人与精神的轻松自由联系起来，于是不但李白“与之然”，读者也在心中与这大好景象合而为一了。诗写到这里，都与陶诗“结庐在人境”意境相仿佛，在于告诉人们山中景色的恬静优美和身在此境之中的心态，但接下来的结尾，则直叙心声，说一定要去拜访居于山中的这位隐者，相伴隐于林下，远离尘世。原来，全诗所写的那种幽静自然的景象是为了赞美那位居于山中的隐者朋友，是说他的精神恰恰与这山林融为一体，是此境中人。那么，“心中与之然”就不仅是与山色同一了，而且也有李白与他的朋友心心相印的意思在其中！全诗景中有情，以景语代替情语，不露痕迹而心境却表现得十分明白。
《后出塞五首》组诗叙写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一位军士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的“酿乱期”的历史真实。
自开元中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出现了职业兵。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这种应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无宗族，重赏赐而轻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应募者形象。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