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惭愧今年二麦丰”，词篇开端直抒胸臆，直接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词人感叹难得像今年这样大麦、小麦都有一个好收成，语言极其浅显、通俗，而蕴含于其中的欣喜却十分浓厚，“惭愧”二字便把这种情感和盘托出。“千畦细浪舞晴空”是对具体的丰收之景的描写，那千畦的麦子随风飘动，泛起一层又一层的细浪，在晴空之下欢欣起舞，“舞”字以拟人化的手法把麦浪翻飞的姿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描写大片麦浪在晴空下翻滚的场景，显示麦子的生势挺拔，表达了作者对眼前丰收景象的喜悦心情，也表现出作者对农事的关心。而且，这一句和“惭愧今年二麦丰”妙用点染之法，先微微点起二麦丰之事，千畦细浪、舞晴空便是大笔涂抹，极力渲染出丰收的盛况。“化工余力染夭红”，造物者在化育万物、成就丰收之余，还把瑞香花染得夭红无比，绚烂多姿，给人以热烈、希望与痛快之感，这是从侧面描写丰收。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甚时名作锦薰笼”，此句照应上阕中的化工余力染夭红，笔法流动中又有着严谨的构思，词人观赏着鲜艳欲滴的瑞香花，自问着：瑞香花何时又叫做锦薰笼了呢？赏花的情趣中是丰收的快意，看似无聊、无理的询问中体现的也正是内心按捺不住的悦然。词人用描写瑞香花花色夭红，气如薰香，流露出对花的喜爱和赏花的欢愉之情，用对花的赞美衬托丰收的喜悦。
全诗摄取瞬间快景避开直接描写，用生动形象的“穿林”响声和贴切的比喻，用老者的眼光开掘稚子的情趣。
一、二句“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钲”。金盆，古时把金属的东西统称作金，这里指铜盆。脱，脱离，取出。晓，清晨。钲（读zhēng），锣。说清晨起来，儿童从铜盆里取出夜间冻好的冰块，用彩色丝线穿上当作银锣。天寒才能结冰，冰块又是很凉的，儿童却早早起来去玩它，写出儿童不怕冷；一块凉凉的冰有什么好玩的呢？有的，可以穿上丝线当锣敲。这是只有儿童才想得出的，而且是“彩”线，“银”锣，又很美。说明这个儿童既顽皮，又聪明精灵。
第三句“敲成玉磬穿林响”，磬（读qìng），乐器名，古时常用玉石雕成。悬于架上，以物敲击。这句详细描写儿童提着银锣似的冰块玩耍的情景。说他手提“银锣”在树林里边敲边跑，“银锣”发出玉磬般美妙的乐声。无疑，这声音清脆悦耳，传得很远。“穿”字，有人在林间奔跑的意思，也有声音的传播。诗句将儿童得到“银锣”，兴高采烈的情态传神地描绘出来，让人想见他那狂喜的身影。
第四句“忽作玻璃碎地声”。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诗的发展出现了波折。玻璃，古时指天然的玉类美石。碎地，落在地上摔碎。意思是;儿童手里的冰块忽然掉在地上，摔碎了，那声音就像美玉落地摔碎一样。儿童的心情怎样呢？诗人没有写，但可以想象出，一定是感到突然，有些遗憾，先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地上碎裂的冰块。几乎同时送到耳朵的声响竟是那样优美，又ー个意想不到，也许他会瞬间转忧为喜，高兴得又蹦又跳了。这最后一句，意外，又合情理。沉甸甸的冰块，用丝线提着，掉下是很自然的冬天地面冻得很硬，冰块又硬又脆，落地摔碎也很容易。但儿童不考虑这些，只顾高兴地跑呀，敲呀，结果摔碎了。活画出儿童天真可爱的形象，而且情趣横生，余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
诗中孩子弄冰的场景，充满了乐趣：心态上，寒天“弄冰”，童心炽热；色泽上，“金”盘“彩”丝串“银”冰；形态上，是用“金盘”脱出的“银铮”，圆形；声音上，有 “玉罄穿林响”的高亢，忽又转 作“玻璃碎地声”的清脆。全诗形色兼具以感目，声意俱美以悦耳赏心，绘声绘色地表现出儿童以冰为钲、自得其乐的盎然意趣。
全诗突出一个“稚”字。稚气和乐趣能使儿童忘却严冬的寒冷，保持他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快乐。孩童与老人在心理特征上有诸多的相通之处，唯其如此，孩童的“脱冰作戏”的场景在老人的眼里才有依依情趣。
正是以这种老少相通的心理特征为审美基点，杨万里通过“以稚为老”的手法使童趣化为诗趣，一方面从稚子的心理出发，描写“脱冰”的动作细节；另一方面基于世人的心理去感受，欣赏其行为细节，这样孩童的稚气与老人的“天真”相映成趣，融为形之于笔端的盎然诗意。诗人发自内心地尊重儿童的天真，才能把孩子玩冰的情趣描绘得如此真切酣畅。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