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后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今属安徽）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两句是说，白酒刚刚酿熟时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两句是说，喊着童仆给我炖黄鸡斟上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牵扯我的衣服。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是说，放情高歌求醉想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光辉。
诗人接着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为了欢庆奉诏，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显然，诗人的情绪也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所以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是说，游说万乘之君已苦于时间不早，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诗人又很自然的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二句是说，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诗情经过一层层的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诗人自负甚高，其后的失望也就越大。此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点，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有正面描写，又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鲜明。
这首诗不同于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种少年刚肠的离别，也不同于王维《渭城曲》那种深情体贴的离别。而是表现一种充满诗意的离别。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还因为这次离别跟一个繁华的时代、繁华的季节、繁华的地区相联系，在愉快的分手中还带着诗人的向往，这就使得这次离别多了点诗意，少了份伤感。
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他当年轻快意的时候，所以眼里所看到的无不是美好惬意。这次离别正是开元盛世，太平而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离别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曲和抒情诗的气氛里进行的。李白心里没有什么忧伤和不愉快，相反地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快乐得很，他向往扬州地区，又向往孟浩然，所以一边送别，一边心也就跟着飞翔，胸中有无穷的诗意随着江水荡漾。
“故人西辞黄鹤楼”，这一句不光是为了点题，更因为黄鹤楼是天下名胜，可能是两位诗人经常流连聚会之所。因此一提到黄鹤楼，就带出种种与此处有关的富于诗意的生活内容。而黄鹤楼本身，又是传说仙人飞上天空去的地方，这和李白心目中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广陵，又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
“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三月”上加“烟花”二字，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烟花，指烟雾迷蒙，繁花似锦。给读者的感觉绝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尽、看不透的大片阳春烟景。三月是烟花之时，而开元时代繁华的长江下游，又正是烟花之地。“烟花三月”，不仅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时代气氛。此句意境优美，文字绮丽，清人孙洙誉为“千古丽句”。 李白渴望去扬州之情溢于言表。
诗的后两句看起来似乎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远的水天交接之处。
最后一句是眼前景象，但又不单纯是写景。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诗人的心潮起伏，正像滚滚东去的一江春水。总之，这一场极富诗意的、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的离别，对李白来说，又是带着一片向往之情的离别，被诗人用绚烂的阳春三月的景色，将放舟长江的宽阔画面，将目送孤帆远影的细节，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虽称“题农父庐舍”，所写内容却与农舍无关而是反映了农家春耕时节忙碌的生活。春风吹绿了湖边的山野，田家也开始了春耕，平整土地，喂养耕牛，整日不得闲暇。而诗中田家实际上是归耕的隐士，春耕之余闭门谢客，体现了一种隐逸情怀。通篇语言清新自然。
起句看似平易，实具巧思。“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以平易质朴，明白如话的诗句，表现在不知不觉之间，春风悄然而至，带给漫山遍野一片春色盎然的景象。诗句如口头语、家常话，却写出了物候特点和人们的普遍感觉，诗意盎然。特别是一个“绿”字，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见出作者驾轻就熟的“炼字”功夫。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大概就是受此启发。
紧接下来的四句是写农家春忙。“湖上青既早，田家日不闲”是概括地写。“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是具体地写。湖色青青，农人们在田间躬耕不辍。这两句字面上虽没写人，但实际上正是写人，写的是农人正在田间渠边劳作的景象。这是一对联语，对仗工整。
结尾两句是写农人结束了一天的劳动，收工回家休息。饭牛就是喂牛。关即门闩，闭关就是闭门。傍晚时分，农人们给勤劳，一天的耕牛喂饮后，关上柴门回到家中休息。结句“归来还闭关”，一方面是写农人劳累了一天，第二天还要早起出工，需要及早休息，这从一个侧面含蓄地写出了春忙；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农人们无事不相往来、互不相扰、闭关自守的心理状态。整首诗生动地展示了在社会安定时期，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宁静生活。
从诗题和诗的内容看，诗人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欣赏态度来赞美农家生活的。他对农民生活作了诗化、美化、理想化，可以说这是一曲“田园牧歌”。从这首诗的情调，读者也可隐约看出诗人与世无争的向往一种宁静闲适的生活的心态。
《从军行》属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
在历代众多《从军行》诗作中，卢思道的这首是传播得较为广泛的。据《古今诗话》载：唐玄宗自巴蜀回，夜登勤政楼就吟咏了本诗中的“庭前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句，可见在唐代这首诗就很受欣赏。
古乐府《从军行》大多写军旅生活的艰苦和征人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本篇也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半部是写征战将士英勇奋战，长戍不归的戎马生活。“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诗篇一开头，便渲染了强烈的战争气氛：北方的烽火接连不断地传来战争的消息，军情紧急，令人担忧。甘泉是西汉的皇宫名，“照甘泉”在这里代指向朝廷报警。“飞将”即西汉著名将领李广。接着，诗中便描绘了这位“长安飞将”的英姿。“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箫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犀渠”是盾的一种。“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这两句中“右地”指右北平，左贤代指匈奴的重要首领。“平明”和“薄暮”写出了将士们在边塞度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偃月”和“鱼丽”是古代的两种战阵的名称。这里诗人用了极简炼的文字，生动地写出了将士们紧张的征战生活。“屯右地”“逐左贤”都是李广所为。接下来“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用了两个典故。《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道：“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山上金人曾祭天”也用的是汉代典故，汉大将霍去病出征西域，获胜，“收休屠祭天金人”。诗人通过这两个典故进一步表现出征匈奴的将士的神威，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英勇的将士，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诗的前半部着重塑造了飞将军李广的形象，以李广来代指当时的征战将士，采取了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写法，既是赞扬汉代名将李广的业绩，又是当时征战将士生活的写照。把历史和现实揉合在一起。
自“天涯一去无穷已”开始，写将士和他们妻子的两地相思。诗从两处落笔，感情转为忧怨。“无穷已”原指路途遥远，这里写出了将士们遥无归期的征战生活。“蓟门”“马岭”“龙城”均为北方的地名，在这里都是虚指。连年的战争使将士家中的亲人，对着遥远的塞北望眼欲穿，但是“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诗人用衬托的手法写出了战争的长期和残酷。“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五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这里写了亲人们在极寒冷的塞外，远隔千里，因此人们只能发出“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的叹息。《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有《关山月》曲，《乐府题解》说：“关山月，伤离别也”在写征夫思妇的诗中，常用到关山和月。人们想着万里之外的亲人，谁能独自欣赏那美丽动人的月亮呢?“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既写出了边地将上的生活苦寒，又写出了他们悲切的怨情。“伤马骨”出自陈琳的“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冬去春来，在远离故土的异地他乡，将士们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雁归而人未归，萧萧长风，行行归雁，蕴含着征夫思妇无限的思乡离情。
“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可说是全诗的总结，龙庭是匈奴祭祀的地方，“出龙庭”在诗中指出征之远。“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意思是说匈奴已投降了，将军再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言外之意是：边塞的将士总该回来了吧!
《诗薮》说“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卢思道《从军行》，薛道衡《豫章行》，音响格调咸自停匀，气体丰神，尤为焕发。”可以说《从军行》影响了唐以来的七言歌行。
隋朝统一了分裂三百来年的中国，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对峙的局面。作为隋代的诗人卢思道，在他的诗中，也融会了南朝和北朝的风格，在《从军行》中，既写将士的英勇出征，又写了思妇闺怨，既有“长安飞将出祁连”“白马金羁侠少年”的奔放、雄健，又有“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的清丽、哀怨，南北的风格在卢思道的《从军行》里得到了较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