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的七律《过陈琳墓》,是寄慨遥深、文采斐然的名作,他的这首《蔡中郎坟》则不大为人注意。其实,这两首诗虽然内容相近,艺术上却各有千秋,不妨参读并赏。
蔡中郎,即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死后葬在毗陵尚宜乡互村(毗陵即今常州)。这首诗就是写诗人过蔡中郎坟时引起的一段感慨。
首句正面写蔡中郎坟。蔡邕卒于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到温庭筠写这首诗时,已历六七百年。历史的风雨,人世的变迁,使这座埋葬着一代名士的古坟已经荒凉残破不堪,只有那星星点点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它的周围。野花春的“春”字,形象地显示出逢春而发的野花开得热闹繁盛,一片生机。由于这野花的衬托,更显出古坟的零落荒凉。这里隐隐透出一种今昔沧桑的感慨;这种感慨,又正是下文“今日爱才非昔日”的一条引线。
第二句暗含着一则故实。殷芸《小说》记载:张衡死的那一天,蔡邕的母亲刚好怀孕。张、蔡二人,才貌非常相似,因此人们都说蔡邕是张衡的后身。这原是人们对先后辉映的才人文士传统继承关系的一种迷信传说。诗人却巧妙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推想:既然张衡死后有蔡邕作他的后身,那么蔡邕死后想必也会有后身了。这里用“闻说”这种活泛的字眼,正暗示“中郎有后身”乃是出之传闻推测。如果单纯咏古,这一句似乎应当写成“闻说中郎是后身”或者“闻说张衡有后身”。而诗中这样写,既紧扣题内“坟”字,又巧妙地将诗意由吊古引向慨今。在全诗中,这一句是前后承接过渡的枢纽,诗人写来毫不着力,可见其艺术功力。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这两句紧承“中郎有后身”抒发感慨,是全篇主意。蔡邕生当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腐朽的时代,曾因上书议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被流放到朔方;遇赦后,又因宦官仇视,亡命江湖;董卓专权,被迫任侍御史,卓被诛后,蔡邕也瘐死狱中。一生遭遇,其实还是相当悲惨的。但他毕竟还参与过校写熹平石经这样的大事,而且董卓迫他为官,也还是因为欣赏他的文才。而作者当时的文士,则连蔡邕当年那样的际遇也得不到,只能老死户牖,与时俱没。因此诗人十分感慨;对不爱惜人才的当局者来说,蔡邕的后身生活在“今日”,即使用尽心力写作,也没有人来欣赏和提拔,根本不要去白白抛掷自己的才力。
这两句好像写得直率而刻露,但这并不妨碍它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是一种由高度的概括、尖锐的揭发和绝望的愤激所形成的耐人思索的艺术境界。熟悉蔡邕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具体遭遇的人,都不难体味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这句诗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悲哀。如果连蔡邕的时代都算爱才,那么“今日”之糟践人才便不问可知了。正因为这样,末句不是单纯慨叹地说“枉抛心力作词人”,而是充满愤激地说“莫抛心力作词人”。诗中讲到“中郎有后身”,看来诗人是隐然以此自命的,但又并不明说。这样,末句的含意就显得很活泛,既可理解为告诫自己,也可理解为泛指所有怀才不遇的士人,内涵既广,艺术上亦复耐人寻味。这两句诗是对那个糟践人才的时代所作的概括,也是当时广大文士愤激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奴隶们心底隐藏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因为作者是从奴隶的身世遭际出发,抒发对于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作用,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自衣裳。颠之自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自裳衣。颠之自之,自公令之。” 诗人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具体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巧妙地抓住一瞬间出现的难堪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酣睡之际,突然响起了公家监工的吆喝声,催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打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黑暗中东抓西摸,手忙脚乱,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时间,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催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以致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上下衣裳颠自穿了。按理说,上下衣裳的区别是很大的,能够穿颠自了,不光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乏的身子包括疲乏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幽默好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曲折地反映出了酷吏的凶狠以及役夫的凄惨。“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便运用得真实巧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催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自”二字,还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自”。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自,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寄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最后一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说明:报时辰不是提前就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不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责任。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差。司时官吏失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以致群臣见国君的时间混乱,官员手忙脚乱,心中忐忑不安,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典型的细节描绘,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监工走狗的凶恶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绘都切合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栩栩如生,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运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尽情抒发抑郁情感,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一致的枯燥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未明颠自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语言,以此为诗质朴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齐风·东方未明》在结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其一,《东方未明》为乐歌,在结构上回环复沓。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些句子只换了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回复重叠,规律中有变化,严格中有自由,既是歌唱时的和声,也是表述意思的层层递进和对内涵的强化作用。(《随园诗话》)但就作诗而言,重词叠句与反复咏唱是为着尽情抒发情感的需要,这在《诗经》其他诗作中和后世民歌中也经常运用。这样有利于突出事物特征,渲染环境气氛,增强音乐效果,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便于记忆与传诵。其二,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绘来反映生活。例如“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 其三,语言通俗易懂,读之琅琅上口。例如“东方”、“未明”、“颠自”、“自颠”、“狂夫”、“不能”等词汇,都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用在诗中,质朴自然,恰如其分。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然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