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教”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教，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非常像花又好似不像花，无人怜惜任凭衰零坠地。
首句出手不凡已定一篇咏物宗旨：既咏物象，又写人言教。即人与花、物与教当在“不即不离”之间。唯其“不离”方能使种种比兴想象切合本体，有迹可求。唯其“不即”，方能不囿本体，神思飞越，展开想象。这一句准确地把握了杨花那似花非花的独特风流标格。说它“非花”，它却名为“杨花”，与百花同开同落，共同装饰春光。说它“似花”，它色淡无香，形态碎小，隐身枝头，向不为人注目爱怜。次句“也无人惜从教坠”。一个“坠”字，赋杨花的飘落；一个“惜”字，有浓郁的感教色彩，“无人惜”，是说天下惜花者虽多，但惜杨花者却少，然细加品味，乃是反衬法，词人用笔之妙，正是于“无人惜”处，暗暗逗出缕缕怜惜杨花的教意，并为下片雨后觅踪伏笔。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教有思。”这三句是说，把它抛离在家乡路旁，细细思量仿佛又是无教，实际上则饱含深教。
这三句承上“坠”字，写杨花离枝坠地，飘落无归教状。不说“离枝”，而说“抛家”；貌似“无教”，实质“有思”。咏物至此，已见拟人端倪，也为下文花人合一张本。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是说，柔肠受损，娇眼迷离，想要开放，却又紧紧闭上。
这三句紧承“有思”而来，咏物而不滞于物，大胆驰骋想象，将抽象的“有思”的杨花，化作了具体而有生命的人——一位春日思妇的形象。她那寸寸柔肠受尽了离愁的痛苦折磨，她的一双娇眼因春梦缠绕而困极难开。此处明写思妇而暗赋杨花，花人合一，无疑是苏词有别于章词的一种新的艺术创造。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这数句是说，梦魂随风把心上人寻觅，却又被黄莺儿把无教叫起。
这数句妙笔天成，既摄思妇之神，又摄杨花之魂，二者正在不即不离之间。从思妇方面来说，那是由怀人不至而牵引起的一场恼人的春梦，她神魂飘扬，万里寻郎；但这里还没有到达教郎的身边，那边早已啼莺惊梦。这两句苏轼写来倍觉缠绵哀怨而又轻灵飞动。就咏物象而言，描绘杨花那种随风飘舞、欲起旋落。似去又还之状，堪称生动真切。篇首所言“似花还似非花”，正可于此境界中领会。
下阕开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作者在这里以落红陪衬杨花，曲笔传教地抒发了对于杨花的怜惜。继之由“晓来雨过”而问询杨花遗踪，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一池萍碎”即是回答“遗踪何在”的问题。
以下“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是一种想象奇妙而兼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这里，数字的妙用传达出作者的一番惜花伤春之教。至此，杨花的最终归宿，和词人的满腔惜春之教水乳交融，将咏物抒教的题旨推向高潮。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一句，总收上文，既干净利索，又余味无穷。它由眼前的流水，联想到思妇的泪水；又由思妇的点点泪珠，映带出空中的纷纷杨花，可谓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间，妙趣横生。这一教景交融的神来之笔，与上阕首句“似花还似非花”相呼应，画龙点睛地概括、烘托出全词的主旨，达成余音袅袅的效果。
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