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可分为两部分。第一段为第一部分，总写童年视觉敏锐，喜欢细致地观察事物，常有意想不到的乐趣。第二段至篇末为第二部分，具体写童年观察景物的奇趣。这篇散文表现了作者儿时富于想象、幻想的一段趣事，文字朴素自然，情感真挚，语言生动。
第一部分（第1段），总写童年视觉敏锐，喜欢细致地观察事物，常有意想不到的乐趣。“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既反映小孩子视觉敏锐，又表现出孩子的稚气、天真。“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说明作者小时候善于细致地观察细小事物，看到细微的事物中那些别人所不能看到的妙处，产生超然物外的乐趣。
第二部分（第2段至篇末），具体写童年观察景物的奇趣。
先写夏天观察蚊飞的乐趣。“夏蚊成雷”是夸张又是比喻，这里则是“我”从蚊群嗡嗡的声音与闷雷声相似的特点联想到雷声。而把蚊比作鹤，也是蚊子的体形、长足与鹤相像，这是孩子们的联想。这些联想不但照应了第一部分的“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同时也为下文作了铺垫。“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心里这样想，眼前就果然出现了群鹤飞舞的景观。这是在前文联想基础上的想象，这正是“物外之趣”。而“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为之怡然称快”，又是“我”创造性的联想和想象，进一步体现了物外之趣。同时也反映了“我”的知识丰富，但活动范围狭小，没有机会和条件接触“青云白鹤”的实景，靠着丰富的想像仍然可以领略到书本上图画上所描绘的“青云白鹤”的实景。再写“我”观察土墙、花台和小虫争斗的乐趣。这里写“我”观察花台草木，“以丛草为林，以虫蚊为兽”神游其中，仍是表现“物外之趣”的。而观虫斗、驱虾蟆的故事，不但紧扣“趣”字，说明“我”观察入神，而且还能表现“我”的真正可爱，天真无邪。
画障，就是屏风。按本诗诗意看，上官仪所题咏的乃是仕女画屏风。
首联描写画面上人物活动的背景。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水边盛开着桃花，临水耸立着一座凤凰楼，楼上高挂珠帘翠帐，精致豪华。桃花浦，暗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巧遇仙女的故事。传说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至桃花溪，迷路，遇仙女，留住半年。事见刘义庆《幽明录》。凤凰楼，暗用秦穆公为爱女弄玉和萧史建造凤台的故事。传说秦穆公时代，有萧史善吹箫，能招致孔雀、白鹤，秦穆公女儿弄玉喜爱他，嫁萧史，教弄玉吹箫，数年，其箫声引来凤凰，停在屋上，秦穆公为他们建造了凤凰台。事见刘向《列仙传》。这两句诗，连用二典，暗示画面景物乃是仙境，画中人物乃是仙女。
次联“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蔡女，即下蔡(今安徽凤台)的美女；燕姬，即燕地(今北京一带)的美女， 《古诗十九首》： “燕赵多佳人”。这两句是说下蔡的美女在水中移动着锦织的缆绳，唱着菱歌；燕地的美女在楼头挂起玉色的帘钩，眺望春景。诗句将丽质娇美的仕女放在骀荡的春景中作正面描写，蔡女、燕姬分承首联“桃花浦”、 “凤凰楼”。
颈联里的“新妆漏影浮轻扇”句，应“燕姬春望”，是说桃花浦水里浮动着刚刚打扮、手执轻扇的燕姬的倩影。漏影，燕姬的身影在楼台的缝隙中倒影在水里。“冶袖飘香入浅流”句，应“蔡女菱歌”，是说浅浅的水面上飘散着从蔡女艳丽的衣袖里发出的香气。这两句通过水面上“漏影”、“飘香”，从服饰这个侧面，烘托出画中美女的富贵华艳、婉媚冶丽。
最后二句用二则典故，分写凤凰楼头和桃花浦里美女的情态。“未减行雨荆台下”，宋玉《高唐赋》说，楚王游于高唐，梦见一位妇女，自称“巫山之女”，告辞的时候，对楚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荆台，即楚地的高阳台。这句是说画面上楼头美女的神情，不亚于高阳台下行雨的巫山神女。
“自比凌波洛浦游”，曹植的《洛神赋》描写洛水女神“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句是说画面水浦里美女的妩媚，可以与游于洛水中凌波微步的女神媲美。
本诗借助于对偶、用典等诗歌技巧，仅仅运用描写手法，表现了画面上的人和景，别无其他特色，反映我国早期题画诗的一般水平。 初唐时代的绘画艺术，继承隋代遗风，细密、精致、臻丽。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郑法士善于表现贵族生活，画女子“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画景物“金张意气，玉石豪华，飞观层楼，间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糅以杂英芳草”，整个画面“必暖暖然有春台之思”。从画的题材内容到画的气概意境看，都与上官仪所题咏的画障中所描写的景物与人物呈现的豪华富丽气概相一致。当然，上官仪诗并未明确说明此画的作者是谁，我们也无法论定上官仪所咏的便是郑法士画，不过，由此可以见出当时的为宫廷服务的画风。上官仪的诗风与这幅画的风貌甚相契合。整首诗富丽工整，写浦、写楼而用“桃花”、 “凤凰”附丽之，写缆、写钩而用“锦”、 “琼”修饰之，写妆而曰“新”，写袖而曰“冶”，精心修辞，追求字面的工丽华美，完全继承了齐梁余绪，充分体现出宫廷诗人上官仪诗歌的审美特征。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此诗是作者诀别故乡之作。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既表达了此去誓死不屈的决心，又对行将永别的故乡流露出无限的依恋和深切的感叹。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格调慷慨豪壮，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叙事。其中“羁旅”一词将诗人从父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到身落敌手这三年辗转飘零、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生活作了高度简洁的概括。诗人起笔自叙抗清斗争经历，似乎平静出之，然细细咀嚼，自可读出诗人激越翻滚的情感波澜，自可读出平静的叙事之中深含着诗人满腔辛酸与无限沉痛。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抒写诗人按捺不住的满腔悲愤。身落敌手被囚禁的结局，使诗人恢复壮志难酬，复国理想终成泡影，于是诗人悲愤了：“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大明江山支离破碎，满目疮痍，衰颓破败，面对这一切，诗人禁不住“立尽黄昏泪几行”，流不尽“无限山河泪”。诗人一直冀盼明王朝东山再起，可最终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恢复故土、重整河山的爱国宏愿一次次落空，他禁不住深深地失望与哀恸，忍不住向上苍发出“谁言天地宽”的质问与诘责。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坦露对故乡、亲人的依恋不舍之情。无论怎样失望、悲愤与哀恸，诗人终究对自己的人生结局非常清醒：“已知泉路近”。生命行将终结，诗人该会想些什么呢？“欲别故乡难”，诗人缘何难别故乡呢？原来，涌上他心头的不仅有国恨，更兼有家仇。父起义兵败，为国捐躯了。而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此次身落敌手，自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这样，家运不幸，恐无后嗣。念及自己长年奔波在外，未能尽孝于母，致使嫡母“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自己一家“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念及让新婚妻子在家孤守两年，自己未能尽为夫之责任与义务，妻子是否已有身孕尚不得而知。想起这一切的一切，诗人内心自然涌起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与无限依恋。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盟恢复之志。尽管故乡牵魂难别，但诗人终将恢复大志放在儿女私情之上，不以家运后嗣为念。正如诗人在《狱中上母书》中所表示的“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已知泉路近”的诗人坦然作出“毅魄归来日”的打算，抱定誓死不屈、坚决复明的决心，生前未能完成大业，死后也要亲自看到后继者率部起义，恢复大明江山。诗作以落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作结，鲜明地昭示出诗人坚贞不屈的战斗精神、精忠报国的赤子情怀，给后继者以深情的勉励，给读者树立起一座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不朽丰碑。
全诗思路流畅清晰，感情跌宕豪壮。起笔叙艰苦卓绝的飘零生涯，承笔发故土沦丧、山河破碎之悲愤慨叹，转笔抒眷念故土、怀恋亲人之深情，结笔盟誓志恢复之决心。诗作格调慷慨豪壮，令人读来荡气回肠，禁不住对这位富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少年英雄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首诗表达的不是对生命苦短的感慨，而是对山河沦丧的极度悲愤，对家乡亲人的无限依恋和对抗清斗争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