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此诗虽然题为《葛屦》,实际上却是写了一个缝衣女奴为主人家缝制衣服所体现出的贫富不均。缝衣女因受女主人的虐待而生不满,故作此诗而加讽刺。旧说如《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朱熹《诗集传》云:“魏地陋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夫履霜以葛屦,缝裳以女手,……以象揥之好人为而服之,则未免近于趋利,”“不惟啬而又褊矣,故可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诗共两章,前章先着力描写缝衣女之穷困:天气已转寒冷,但她脚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因平时女主人对她的虐待和吝啬,故她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双手纤细,瘦弱无力。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为女主人缝制新衣。自己受冻,所做新衣非但不能穿身,还要服侍他人试穿,这非常凄惨。
因前章末尾有“好人服之”句,已引出“好人”,故后章作者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女主人之富有和傲慢。她穿上了缝衣女辛苦制成的新衣,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还故作姿态地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这种举动自然是令缝衣女更为愤慨和难以容忍的。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此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常见的手法,即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缝衣女与女主人对照起来描写,两人的距离立刻拉开,一穷一富,一奴一主,马上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除了对比,此诗在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细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或揭示人物性格常能起大作用,小说中常有,诗歌中并不常用。由于此诗有两个女性人物在内,所以作者也进行了细节描写,如写缝衣女只写她的脚和手,脚穿凉鞋,极表其受冻之状;手儿瘦弱,极表其挨饿之状。这两个细节一经描摹,一个饥寒交迫的缝衣女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女主人,作者并没有描摹她的容貌,只是写了她试穿新衣时的傲慢神态和扭身动作,以及自顾佩簪梳妆的动态,便刻画出了一个自私吝啬、无情无义的女贵人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此诗的点题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仅以前面的描写和对比论,很难说出它有多少讽刺意义;只有当读者读至末二句,方知这诗具有讽刺意味,是一首讽刺诗。这便是点题的妙用。有此两句,全诗的题意便立刻加深;无此二句,全诗便显得平淡。当然,讽刺诗在末尾才进行点题,跌出真意,这是常有的,但读者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已成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