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开头两句，用自责的口吻，抒发愤激不平的感慨。陆游从三十四岁出任宁德主簿开始走上仕途，到四十二岁被免官，八年期间调动频繁，却一直未被重用，自然会有满腹的牢骚。他自已抱怨说，“插脚红尘”步入官场，这本身就是一个痴呆的人所作出的错误选择，可还想高升，还想被重用，这就像“平地上青天”一样的不切实际。接下来的两句，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渡不用钱。”如今被免官，这倒好了，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归乡闲居。三山、镜湖自有山水之胜，闲居于此，正如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又如苏轼所说“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昔贤之言深获陆游之心，于是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买断烟波不用钱”。由感慨到赞叹，这表现了作者初识隐居之乐的一种新鲜的感受。
词的下片又用具体的生活内容对隐居的乐趣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描写。如果没有“沽酒市，采菱船”几句，那么，前面所说的“别个生涯”和“买断烟波”就架空。最后两句是自嘲的话，是照应开头的自责而说的，说自己不仅痴呆而且还“真堪笑”，见事太迟，一直迟了四十午，还不知道生活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看来，过去的四十年算是白活了。虽然此词开头的自责给人一些沉重之感，但写到最后的自嘲，作者的笔调和心情就轻松得多了。
刘师培对放翁词的总体风格评价是：“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都，而出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论文杂记》）这首词极其鲜明地体现了该特色。
该诗用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一位捣衣女子对出征边塞的丈夫深切思念之情，盼望战争早日结束、丈夫早日归来团聚的急迫心情。全诗五七言杂用，笔法含蓄细腻，意境优美，辞藻华丽。
前四句为第一层， 主要是运用客观描述的方法，来反映妇女们给丈夫缝制衣裳时轻捣布帛的凄凉忧伤情景。
诗一开始，通过交代捣衣的地点、时间、人物，把读者引入一种特有的凄凉境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长安城中，时间是秋天的夜晚，人物是美丽的女子，她们正在精美的捣衣石上用木棒轻捣黄色的布帛，使之柔软，准备为离家远戍边塞的丈夫缝制御寒的衣裳。首句的“秋夜长”，一个“长”字写出了女子的无限惆怅，她们的日子是多么难熬，有着度日如年的感受。第二句用了许多修饰词，“佳人”写出了女子的年轻美貌， “锦石”写捣衣石的精美， “流黄”是借代词，指黄色的布帛鲜艳漂亮。男耕女织本是中国劳动家庭的合理分工，秋夜里美貌的女子在精美的捣衣石上轻捣丝帛，这本来是一幅意、境俱美的织妇画， 富有强烈的审美意义，然而长夜难熬，却使这美好的生活带上了凄苦悲凉、孤独寂寞的气氛和色彩。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来突出妇女为远戍边塞的丈夫捣衣时所引起的思念之情，音调凄婉，颇有情韵。
接下去的两句 “香杵纹砧知近远，传捣递响何凄凉”写捣衣捣：妇女们捣衣的捣响有远有近， 次第传来，十分凄凉。如果说前两句是叙写一位美貌女子捣衣时的凄苦和寂寥，用词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推而广之，写众多的妇女都在为丈夫赶制御寒的戍衣，秋季的到来，预兆着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妇女们一边捣布，一边深切地思念着自己的亲人。从这远近传来、次第错落的捣衣捣中，不仅可以听到她们的哀怨， 而且可以听到她们的泣诉！也许她们正是用响亮的捣衣捣来掩盖自己的悲苦泣诉！这彼起此伏的捣衣捣互相响应着，表现出她们对战争的愤怒抗议。
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抒情，表现妇女们对远戍边塞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
“七夕长河烂， 中秋明月光”，这一联是五言诗句。 银河星系是人们肉眼看见的星座最多、光彩灿烂的星系，所以这里说“长河烂”；中秋节的时候明月满弦， 月光明亮， 古代习俗常常以中秋为家人团圆的日子， 古诗中亦常用中秋明月寄托相思之情。所以这两句诗即是以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和中秋家人团圆的习俗，来反衬出捣衣妇女的独居凄凉及相思之苦。
最后两句“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寓意更加明确。前面一句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层指天气渐渐冷了， 一年又将过去， 寓意着丈夫的戍役遥无期限； 一层是说守戍边地的亲人绝断了音信，死活不得而知，妇女们想念得更加焦虑凄苦。后面一句的意思是说，妇女们在居处的楼上观察天狼星的动向， 盼望着边塞的战争已经停息，侵略者已被击退，丈夫能够早日回家来团圆。
这两层意思之间，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