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
当暮春三月春光撩人的时分，一个客居异地、卧病床褥、心绪烦乱的女人，纵使梁间双燕呢呢喃喃唱着悦耳的歌儿，帘外鲜艳的蔷薇藉着微风送进阵阵的幽香，在她苦思乡的芳心里，匪特不以婉转的燕语为悦耳，馥郁的花香为怡情；反怪燕儿有意撒娇叫个不休，蔷薇故为招展放散芬芳，特意搅扰她的苦恼烦闷心情似的。非但此也，就是个己的蓬松散乱的发髻，由于病中无力，梳整时也怪它太长了呢。象这样表现技术，岂是不懂女人心理的男子和学识不深的女人所能达到的。
这首诗在李清照雅致、雄浑、怨愤三大类，属于前者。
首句委婉地道出了诗人的悔恨之情，“中路因循我所长”。诗人从小聪慧伶俐，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一直勤奋苦读，也许会像大多数学子一样，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
这本是一条常规之路，可是李商隐因为才华出众，却被当时著名的文士令狐楚所欣赏，不仅教授其写作技巧，而且将他视为己出，在经济上也对义山一家给予照顾和资助。后来李商隐还凭借着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在仕途中走了捷径。
后来李商隐又得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赏识，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他。看似义山应该前途无量，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位晚唐才子在仕途中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起点。
诗人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古来才命两相妨”。自古红颜多薄命、文章憎命达，诗人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安分守己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参加科考，结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好。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诗人便告诫后世，“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作者化用了画蛇添足的故事，又将美好的生活比作“芳醪”，既劝慰人们不要弄巧成拙，又委婉地抒写了其悲戚和无奈之情。
诗人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体悟，明白了凡事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如古人所言，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很多时候欲速则不达，越是希望得到，反而越是难以企及。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语言朴实，道理深刻，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含悲，又充满理趣。开篇阐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后两句抒写议论，用典无痕、比喻恰当，读完更令人深思。
《踏莎行》，调名取自陈羽诗《过栎阳山溪》中“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曹冠词名之为《喜朝天》，赵长卿词则名之《柳长春》。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张抡这首《踏莎行》上片写秋天山景，下片写仲秋赏月。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第一句先以“秋”字点出节令，然后以“入”字写出秋来的动态，再以“山”字指明秋入的处所。前方着一“云”字，点明山势高峻，耸立云端。通过此句四字，把本词描写秋山的意旨交代出来。接下去，用第二句写秋入云山所带来的变化。“物情”二字，指山中景物的情态。“潇洒”，乃清秀爽丽之貌。这两个字最宜于表现秋天风物秀逸的风韵。如杜甫《玉华宫词》：“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张抡说“物情潇洒”，不只是写到秋之于物的作用，而且写出景物之情。仿佛山中草木有知有情，秋来之际显出潇洒的姿容。而从“物情”的“潇洒”之中，又可见出词人潇洒的笔意，词家之清韵。景中有我，我在景中，情深意远，极尽赏爱之意。接着第三句紧续一笔，“百般景物堪图画”，“百般”极言景物之多，千姿百态，争艳斗奇，蕴含着无限的诗情画意，故而说“堪图画”。张抡这首词，可说是以画入诗，诗中有画。山中秋景胜绝，无处不美，目不暇接，要有一番选择，用最典型的景物写出秋山之美，于是词人以生花妙笔写出丹枫、黄花两景。
“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这是两句精美绝伦的对偶句。第一句，“丹枫”，亦称霜叶、红叶。谓枫叶经霜而红，色艳如丹，故称为“丹枫”。“万叶”，极言枫叶之多。“丹枫万叶”四字点带出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碧云”，青白色的云气。句尾的“边”字，是个忽视不得的字眼。丹枫的位置、山势的高大均由此字点出。说明火红的枫叶层层叠叠，依山而上，一直铺展到碧云旁边，描绘出碧云与红叶相映，山色与青空交辉，丹枫似锦、万山如绣的秀丽景色。晚唐诗人杜牧写过一首《山行》绝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两句也是极写枫林霜叶之美和赏爱不尽的情趣，向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杜牧用比喻写霜叶之红，张抡则以碧云映衬丹枫之色。各有千秋，异曲而同工。为描述红叶之美，古代诗人竞驰才思，极尽形容之妙。杨万里曾赋一绝，题为《秋山》，诗云：“乌臼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浪漫的笔调，拟人化的手法，十分风趣地写出了小枫醉容可掬的形象。再接着看张抡的词，“黄花”，即黄菊，以其色泽金黄，故称之为“黄花”。“千点”，是远而望之，言其小而多，也表现其点缀分布之广。“幽岩”，清幽寂静的山岩。有岩而幽，说明草木丰茂，一片青绿。“下”字，点出金菊的位置，在山岩深幽之处。无数的菊花，点点洒洒，如散金碎黄，镶嵌在万绿丛中，显得分外明丽耀眼，描绘出岩壑含翠、金英秀发的清幽景色。
古来写丹枫、黄花的诗词，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分而言之者多，兼而写之者少。即使兼写，也很难找到能与此媲美的妙句。朱庆余《观涛》写过“高楼晓望无穷意，丹叶黄花绕郡城”，可谓秀美而有意趣，但终究略逊一筹。张抡这两句词，就所构成的画面来说，突出的主体景物是丹枫、黄花而分别以碧云、幽岩作为陪衬。高远处，在淡采素墨的背景中，抹出浓烈之色；深幽处，在重笔濡染的衬底上，点出鲜明之色。淡中见浓，浓中有淡，明暗变化，对比强烈，构成一幅色彩斑斓、意境深远的秋山画卷，充分显示了词人摹写景物的艺术才能。古人云：“江山明秀发诗情”。正是可爱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词人的灵感，才写出了这两句情韵俱到的好词。另一方面，好诗好词又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在这方面，古代诗人的感受是很深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杜荀鹤认为写诗必须持之以恒，永不间断，所谓“生应无辍手，死是不吟时”。陆游到了84岁还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说是“无诗三日却堪忧”，成为最多产的诗人，一生留下了上万首诗词。为了斟酌一句诗、一个字，诗人们往往是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精力。李贺为积累诗句，马上特置锦囊，每有所得，辄书之以投囊中。贾岛为“推”、“敲”二字，想得出神，竟然骑马闯进韩愈的仪仗队而不自知。他苦吟苦写，乃至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其中甘苦，大有一言难尽的味道。另一个苦吟诗人孟郊，为写得好一些，焚膏继晷，日夜习作，自道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还有一个卢延让，更是险觅狂搜，殚精竭虑，为“吟安一个字”，以至于“捻断数茎须”，说是“险觅无应闷，狂搜海亦枯”。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并不主张闭门索句，凭空臆造，一味雕琢。但字斟句酌，刻苦磨炼，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创作，是写出好诗好词的首要条件。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其中的“绿”字之所以写得形象生动，掷之于地可作金石之声，乃是经过十几次的反复修改而后得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论才华论技巧，都是冠绝千古的，然而他在创作中始终一丝不苟，常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他的诗作愈老愈严格，自道是：“晚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证明了一条永恒不变的法则，那就是作家不仅需要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才能熔铸出好的诗句，写出好的作品。由此看来，张抡这两句词，虽说只有十四个字，然而却是来之不易，付出了艰苦劳动的。
下片换头三句，写仲秋夜月之美。
“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仲秋，是一年一度的佳节，人人欢度，故而曰“已喜”。又逢天气爽朗，夜空碧清如洗，因而格外高兴，故曰“更怜”。下面由写意转而写景，点出“一轮明月”。月圆如轮，高挂林梢，银辉流洒，清光烛地，正是赏月的大好时刻。故而末结两句云： “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松醪”，用松膏酿制的酒。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赊取松醪一斗酒，与若相伴酒烦襟。”“野人”，山野之人。“期”，约会之意。“忘形”，语出《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杜甫《醉时歌》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张抡这两句写词人常与山野之人相约饮酒，情投意合，不拘形迹地在月光下谈天说地，淡泊的心境与清幽的月色交融在一起，表现出闲适惬意、怡然自得的山居乐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首词在语言上是很有特色的。音韵和谐，辞意兼美，清丽秀润，亲切自然。词人在语言艺术上，的确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