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的是爱情失败后的痛苦。
上阕以议论和叙述为主,描写热恋时的甜蜜幸福。起首两句写只要“有情”,便无处不是“好景”。“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世上最美好的景致,莫过于有情人相知相守。在相爱的人眼中,纵然是平常的风光月色和平常的言谈笑语,都会使人感到称心如意,美妙无比,这就是所谓的“称意即相寻”。论及“相寻”,陆游曾吟《梨花》,“开向春残不恨迟,绿杨率地最相寻”。无论是在人生的春秋还是晴雨,遇到她,孤单消弭,一切未知便立刻有了答案——那不是参考,而是确定,是唯一。她随风而过,不似斯佳丽那般疯狂固执的爱却如一杯陈年女儿红,令人沉溺于往事中久久不愿醒转。
而下阕笔锋陡然一转,从热恋的甜蜜转为离别的苦楚。好景不长,这是千百年流传的古训。由墨菲定理可知,越害怕的事情便越会发生。越渴望,越难求;越珍惜,便越易失去。相知相伴,最是难求。“十年青鸟音尘断”,此处“十年”虽非实指,但也足以说明词人与所爱之人已经分离多年,且送信的青鸟不见,杳无音讯。那些陈年往事日日温习,愈思量愈清晰,愈清晰愈徒增烦恼。本是“花有清香月有阴”之时,本应与爱人尽享“春宵一刻值千金”,那千古同月落下的清辉在人间划出一道铜墙铁壁,一边“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另一边只剩“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过没有到伤情的地方。那一份执著的念想,和卢氏一起生活的时候,卢氏的一颦一笑,纳兰的一言一语,打碎了,搅匀了,和一团泥。看着弯月余晖洒照在沾满柳絮的帘子上,词人回首往事,相思之情溢涌而出。“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接下来的这两句进一步烘托相思之情难耐,相伴的那些日子虽无大喜,回忆起来却总是沁着丁香一般若有若无的甘甜。即使人再合适、再称意、再相寻,若不属于自己,到最后也只有“不胜思”的“往事”。最后一句“总是恼人时”方点醒题旨,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上下两阙一喜一悲,对比鲜明,简淡清新,自然道来,直中间曲,质而能婉。
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
这是一组“爱情三部曲”。从开头至“与绾合欢便带”为第一部,定情:写一见钟情,“琴心先许”。从“记画堂”至上片结束为第二部,幽会:写两心相知,互赠信物。词的下片为第三部,相思:写物在人杳,再会无期。
人们往往将古典诗词中所写的美人香草当作作者寄托深意的象征物,试图透过它探寻重大的政治主题。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屈原的《离骚》便是明证。但若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固定的格套,定要苦心孤诣地寻求每一首“美人香草”词的政治寓意,则近乎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了。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贺方回眷一姝,别久,姝寄诗云:‘独倚危栏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思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演其诗为《石州引》词。悼亡诗词,不知即为此姬作否?”看来,古人并不都古板,吴曾并不以“情事”、“情词”为嫌。那么,读者对于这首《薄幸》,不妨即以其男女情的本色来鉴赏,亦无伤“大雅”。
诗无达诂。吴曾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合理想象的事实依据。“贺方回眷一姝,别久”,与此词正合。全词的情感核心正是一个“眷”字。“姝”者,美女也,词中所写的“淡妆多态”、“轻颦浅笑娇无奈”,正是“这一个”美女的独特之美──“多态”:“淡妆”是多态的反衬;“轻颦浅笑”是多态之一斑;“娇无奈”则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多态”。而这种形体之“多态”,不正是她内心多情而又娇羞的复杂心态的自然流露么?此词下片所写相思之苦,也正由“别久”引发。吴曾所引之“姝寄诗”,情思深婉,形象鲜丽,引喻贴切,又可见这位姑娘文才之美。所以作者眷恋不已。如果是这样,这首《薄幸》词当作于二人定情之后、爱人寄诗之前的一段相思时节。
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的特色,除了“多态”、多情之外,尤为引人注目的突出之处在于主动。这与传统“佳人”形象有质的区别。试看,她对意中人“的的频回眄睐”,怎不令人销魂;她一旦确认知音,便“琴心先许”、“绾合欢便带”、“把香罗偷解”,又是何等的果断、痛快!在这位真情如火的姑娘身上,可以窥见白朴《墙头马上》中李千金的身影。“的的”二字,颇值玩味;既表现了作者相思时回忆往事如在目前的真切情景,又生动传神地托出了女子频送秋波的明确信息。“的的”二字迭用,虽属罕见,但用在这里却非常明晓畅达,充溢着生活气息,使读者眼中幻化出这位勇敢女性的神采。
这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定情”,纯用白描手法,恰与姑娘的“淡妆”相融谐。第二部“幽会”,不宜用白描了,便以景衬情,选用了“画堂”、“风月”、“睡鸭”、“鸳屏”等典型事物来暗写。第三部“相思”为全词重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初次幽会之后再不见那位姑娘“踏青挑菜”,也就是再没有见面的机会。第二层写多次托人传书递简,但阻隔重重,音信难通。第三层写后会无期,百无聊赖,度日如年。这三层步步递进,逼出了一个“苦”字。于是在心中暗暗怨恨那位“冤家”的“薄幸”;于是更加珍惜那不可重复的“定情”与“幽会”,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初的黄金细节:“淡妆多态……”。全词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循环往复的“情结”结构。
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爱情母题:有所爱,但不能得其所爱,而又不能忘其所爱。这首词也是一个佐证。如果与那些汗牛充栋的才子佳人大团圆的小说戏曲相比,贺铸这首小词所反映的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无疑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