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友诗。全诗写情多于写景。此诗前四句全是写情，隐含着诗人伟大抱负不能实现的矛盾苦闷心情。颈联写隐逸生活的情趣，情景浑成，物我两忘，以动写静，为高人达士作了传神的写照。末联是即景悟情，以问答形式作结，故作玄解，以不管作答，含蓄而富有韵味。全诗着意自述“好静”之志趣，写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快意，并表示自己对天地间的大道理有所领悟，已经能超然物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达观，但从诗意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点失落、苦闷的气息。
诗开头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描述了晚年唯好清静、万事皆不关心的心态，看似达观，实则表露出诗人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情绪。说自己人到晚年，唯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仔细推求起来，这“唯好静”的“唯”字大有文章。一是确实“只”好静。二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三是显示出极端消极的生活态度。既不写中年、早年“唯好静”，却写晚年变得“唯好静”，耐人寻味。如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此中包含着心灵的隐痛。
颔联紧承首联，“自顾无长策”道出诗人理想的破灭和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在冷硬的现实面前，深感无能为力。既然理想无法实现，就只好另寻出路。入世不成，便只剩下出世一条路了。亦即跳出是非场，放波山水，归隐田园，“空知返旧林”。一个“空”字，包含着几多酸楚与感慨！此两句亦透露了一个中年消息。王维此时虽任京官，但对朝政已经完全失望，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王维早年，怀有政治抱负的雄心，在张九龄任相时，他对现实充满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贬官，朝政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忠贞正直之士一个个受到排斥、打击，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自顾无长策”，就是他思想上矛盾、苦闷的反映。他表面上说自己无能，骨子里隐含着牢骚。尽管在李林甫当政时，王维并未受到迫害，实际上还升了官，但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却越来越加深了。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接受佛教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出路就只剩下跳出是非圈子、返回旧时的园林归隐这一途了。“空知返旧林”意谓：理想落空，归隐何益？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他那恬淡好静的外表下，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还是依稀可辨的。
颈联写的是诗人归隐“旧林”后的通送适意。理想落空的悲哀被“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闲适所取代。摆脱了仕宦的种种压力，诗人可以迎着松林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这恬淡闲适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诗人肯定、赞赏那种“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实际上是他在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这既含有消极因素，又含有与官场生活相对照、隐示厌恶与否定官场生活的意味。
“松风”、“山月”均含有高洁之意。王维追求这种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说他逃避现实也罢，自我麻醉也罢，无论如何，总比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好。诗人在前面四句抒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谐，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
尾联诗人借答张少府，用《楚辞·渔父》的结意现出诗人企羡渔父悠然独居，不问人间穷通。歌入浦，以不答为咎，合不尽之意于言外。“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照应了“酬”字；同时，又妙在以不答作答：若要问我穷通之理，我可要唱着渔歌向河浦的深处去了。末句含蓄蕴藉，耐人咀嚼，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用它来结束全诗，可真有点“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的“神韵”。王维避免对当世发表议论，隐约其词，似乎在说：通则显，穷则隐，豁达者无可无不可，何必以穷通为怀。而联系上文来看，又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这就带有一些与现实不合作的意味了。
从表面上看，诗人显得很达观。可是，这种对万事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种抑郁不满情绪的表现，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得已的苦闷，说明了诗人仍然未忘朝政，消沉思想是理想幻灭的产物。“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两句含义是非常深永的。他没有回天之力，又不愿同流合污，只能洁身隐遁。他又故意用轻松的笔调描写隐居之乐，并对友人说“君问穷能理，渔歌入浦深”，大有深意，似乎只有在山林生活中他才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表现出诗人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语言含蓄有致，发人深思。诗的末句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含蓄而富有韵味，耐人咀嚼，发人深思，正是这样一种妙结。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列炬”这个词出于杜诗的“列炬散林鸦”，本是写除夕守岁之后打着灯笼火把出去拜年。王国维多次用这个词，有的是写除夕，如《八声甘州》的“列炬严城去”；也有的不是，如这首词提到“月中薄雾”，大年三十晚上是没有月亮的，所以显然不是描写除夕景色。王国维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以灯笼火把的“动”来衬托六街月夜的“静”。从“列炬归来酒未醒”到“六街人静马蹄轻”和“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是一种环境和气氛的转变，其意境颇似冯延巳《抛球乐》的“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人罗衣贴体寒”。二者都是从繁华热闹的人间生活转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从中体现出内心的一种感受。“酒未醒”也就是“兴未阑”，正由于兴未阑，所以感觉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别冷清，只剩下马蹄的声音伴随着自己。
“月中薄雾漫漫白”和“桥外渔灯点点青”都是现实的写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层迷蒙的白雾；苏州多水多桥，此时雾中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影子，惟有远处水边桥外有渔船上的几点灯光在这静谧迷蒙的画面深处闪闪发亮。这两句，以工整的对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月下风景。月下的景色是朦胧的，“酒未醒”的朦胧醉眼在朦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闪一闪的光亮，由此联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来的意识在自由地捕捉那一点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边的写景中已经有了这种隐约的暗示，所以过片的“从醉里，忆平生”就承上启下，顺理成章了。从醉里忆平生和清醒时忆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时有许多理性考虑的干扰，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够真实；而在喝醉的时候内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约束，说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话。那么作者对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峥嵘”本来是山峰高峻的样子，作者用它来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的理想只是取得个人温饱也许是容易满足的，但实际上人除了要求温饱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说自己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辅佐舜的贤臣，而尧舜时代则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处安史之乱的战乱时代，以一个“布衣”的身份而怀抱有这样的理想，其不现实可想而知。可是他说，“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为实现我这个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贫穷的，直到晚年，在“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况下，他还在为国家的战乱和人民的流离而悲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搂》）这是“窃比稷契”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恼。王国维也是一个关怀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进一步，他还渴望解释人生。然而，人生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答案，这种思索真是自寻烦恼，是“可怜心事太峥嵘”，“可怜”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它既有“值得怜悯”的意思，也有“可爱”的意思。因“心事太峥嵘”而造成一生的苦恼，值得自怜；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虽苦犹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怜还是自傲，那种分辨是理性的事，现在他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而这感觉里不知不觉地就渗透了作者清醒时意识形态里所存在的那种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归途中有了这种对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自己在天上御风而行，轻而易举地就“摘得星辰满袖”。天上的星辰，象征着光明、高远、晶莹、皎洁，在现实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梦中却能够“摘得”，而且“满袖”。那种达成意愿的圆满，那种无求无待的自由，真是一个人在清醒的现实之中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浑浑噩噩对自己的平生从来都没有过反省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梦；一个除了物欲与金钱之外再也没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梦。可以说，“摘得星辰满袖行”不但是对“心事太峥嵘”的一种形象化的解释，而且流露出一种潜意识里对理想的坚持。
然而，“更堪”这个词却是一种理性的反映：高远的理想给人的一生带来的只有失望和痛苦。梦中的理想越是美满，梦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够再受得了。梦中的意气风发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个结尾余音袅袅，有许多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词的那种朦胧与清醒、豪放与怅惘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作者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微妙的结合。
这首词为感愤时事之作。全词绘景、吊古、抒情，逐层叙写，一气贯穿，自然浑成。
上片侧重写景，景中含情，其中“满园罗绮，满城箫笛”的热闹场景与“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青如滴”的美好景致，皆足以动人游兴，让人兴奋，但却与宦途不顺的吴氏兄弟的郁闷心情不相协调，反而引出了他们的客居之愁。前两句写乌衣园及金陵城内游人如织的赏春盛事，后两句对仗工整，将此时节的美丽风景描绘得尤为绘声绘色。“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在这乌衣园内的池阁馆榭间游玩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就有我这来自江南的游客。上片结句以一问答引出自己客中游园的身份，乐尽悲续，引起下片的身世之慨。
下片转入怀古抒情，郁闷之情贯穿全篇。“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王谢的德行已成历史，不复存在，所以难觅。来到此地，只见小巷依然，触景生情。“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只有春来秋去的燕子年年来此凭吊一番， “晚烟斜日”景象何其萧条。燕子当年经历过乌衣园的繁盛，如今又看到它的冷落，作者的今昔之感借燕子作了具体呈现。这里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但用意不同。刘诗旨在奚落、讽刺，这里是景仰、怀念。“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语出辛弃疾《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词中“直须抖擞尘埃”句。“这里“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的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追求的是干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此二句将怀古之情拍合到自身的宦海沉浮之感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多少英雄业绩俱已成为过眼烟云，又不禁心生悲凉。这两句把这种思想感情的曲折表现。“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感情并非消极低沉，而是故作反语，表现自己济时报国的“英雄”事业难以实现的悲愤。这正言若反手法的运用，使得全词的感情更显沉郁凄劲。
词有沉郁顿挫之致，感情的抒发由隐到显，诼弗展开。含蕴深远。颇耐人寻昧。笔调洒脱凝重，与辛词风格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