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诗中感叹时光如梭,看着春雨里埙落的片片花瓣,心中感悟生命的可贵。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此诗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此诗向友人申述对革命错过良机的愤懑和忧患情绪,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在作者看来,仲春二月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人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节去赏花,但是自己的朋友却没有这样做,以至错过时机。到了如今好花零落,霾雨霏霏,要赏花已经来不及。眼前的革命也是这样,良机错过,要发动就困难了。
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本来作者是做着“春梦”的,满以为趁着百花盛开,群情激昂的机会去进行革命,谁知现在“醒”来,却发现百花凋残,群情低落,雨绵绵,黑暗势力在镇压了。楼前的柳树虽然未败,但在霾雨中也显得朦朦胧胧了。革命的力量遭到黑暗势力的摧残而不断削弱,使作者悲痛欲绝。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首先说一下,词题中的“怀古”。从全词内容看,实在没有多少“怀古”成份。写孔、孟之事是在运用典故,擫笛宫墙是借喻,都是一点即可,没有就古人之故事作深入阐述。而其余部分则都是在写自己,说当世,以“伤今”则更为妥当。大概是因为“伤今”不便明说,只好借“怀古”来打打掩护罢了。
起笔“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就用了《孟子》两处的典故。《孟子·公孙丑下》说孟子离开齐国,在齐国都城临淄西南的昼县留宿了三晚才离去(“三宿而后出昼”)。有人背后议论他为什么走得这样不爽快,孟子知道了就说:我从千里外来见齐王,谈不拢所以走,是不得已才走的。我在昼县歇宿了三晚才离开,在我心里还以为太快了哩,我岂是舍得离开齐王啊!——这就是“三宿”两字所概括的内容。又《万章下》说:“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这两句用典,很能表达词人留恋旧京、故乡,至此不得不去而又不忍离去的心情。再加以“缓辔”二字表行动带难舍之意,“西风”二字表时令带悲凉之情,充分衬托出词人此际的心绪。不想行而终须行了。“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昔日汴京繁华时,“都城左近,皆是园圃。……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东京梦华录》卷六)。此时词人行到故乡郊外,只见旧日园林,尽成种庄稼之地(锄耰是种田的农具),感慨之情,已含景中。词写到郊外农村景色,说明离京已有一段路了,然后接写“桑阕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回过头来再说城内。词题为“出京”,按行路顺序是由城内出至郊外,这里倒过来写并非无故,盖所写城内景观乃是在郊外回望所见,一个“远”字足以说明,条理还是顺的。“桑梓”三句除寓有黍离之悲,更重要的是为回头望阕作必要的过渡。“桑阙”句写回望眼中所见宫殿影象。《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说:“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词人出郊回望所见的正是龙凤桑阕之影。“桑阙”代指大内皇宫,其中曾经有过朝廷、君王,统包在“桑阙”之内,然而它“远”矣!“远”字体现了此时眼中空间的距离,更体现了心上时间的距离。故国沦亡,心情无法平静。
“九门”句更作进一步的嗟叹。“九门”泛指皇宫,“鸳鸾”本为西汉后宫诸殿之一,见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这里特拈出“鸳鸾”一处以概其余,则为了与上句的“龙凤”构成对偶。由“鸳鸾”又生出一“翼”字,与上句的“影”字为对。句言后宫“空锁”,语极沉痛,其中包含着汴京被金攻破后“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宋史·后妃·哲宗孟皇后传》)这一段痛史。“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用元稹《连昌宫词》“李笛傍宫墙”句而反说之。天宝初年唐室盛时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宫中新制乐曲,声流于外,长安少年善笛者李笛听到速记其谱,次夕即于酒楼吹奏。此词反用其事,以“无人擫笛”映照宫苑空虚、繁华消歇景况;苔花自碧,亦写荒凉。其陪同使节北行词中也有“神州未复”、“独怜遗老”的感情抒发。至此回经旧都,远望宫阕,宜有许多感叹之情;而图谋克敌恢复中原的急切心事,亦于此时倾吐,于下片见之。
上片多写景,情寓景中,气氛压抑悲怆。下片转入议论,仍是承接上片牵国事的意脉,而用语则转为显直,大声疾呼:“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汉”、“虏”字代指宋与金,“天”谓“天意”。古人相信有“天意”,将事势的顺逆变化都归之于“天”。“天相”意为上天帮助,语出于《左传·昭公四年》“晋、楚唯天所相”。“天厌”出《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厌”谓厌弃。事势不利于金即有利于宋。《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六引陈桱《通鉴续编》载:“金主自即位,即为北鄙阻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藏空匮,国势日弱,群盗蜂起,赋敛日繁,民不堪命。……韩侂胄遂有北伐之谋。”
就在李壁等出使的这一年春,邓友龙充贺金正旦使归告韩侂胄,谓在金时“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蒙古)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侂胄“北伐之议遂决”(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罗大经是肯定这些密告者的,说是“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这也是“民怀国”之一证。《通鉴续编》所谓的“群盗蜂起”,即是说的金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也是“民怀国(宋)”的又一证。以上这些情况,对金国内部必有影响,李壁、史达祖一行当有更新的情况了解。如此年六月,金制定“镇防军逃亡致边事失错陷败户口者罪”,七月,定“奸细罪赏法”(均见《金史·章宗纪》),反映了其内部的不稳。总的看民心向着宋,背着金,大可乘机恢复,统一全国。话虽如此说,但一想到自己并非无才,只因未能考取进士不得以正途入仕,只屈身作吏,便觉英雄气短,于是接着有“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的大声慨叹。最后“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办”是准备之义,“升平”即上文“建瓴一举,并收鳌极”,国家恢复一统的太平盛世,也就是下句的“春色”。
这里一个“看”字耐人寻味。“平戎策”既因自己无位无权而“不预”,“收鳌极”又望其成,则只有等着“看”而已,其中也颇含自嘲之意。“吟”字上应“诗人”。风月满襟,畅谈春色,把政治上的理想写得诗意十足,也补救了下片纯乎议论的偏向,以此结束,情韵十足。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