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首诗主旨的解说,各家之见颇有差异。《毛诗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职官部》引)云:“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之为鲁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以诗为公刘作,盖以戎狄浊乱之区而公刘居之,譬如行潦可谓浊矣,公刘挹而注之,则浊者不浊,清者自清。由公刘居豳之后,别田而养,立学以教,法度简易,人民相安,故亲之如父母。……其详则不得而闻矣。”其详既不得闻,三家诗之说的正误也就难以稽考了。而《毛诗序》之说,似乎更觉缥缈,此诗的文本自然有劝勉之意,但却很难讲有什么告戒之意。至于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说“当是奴隶被迫自远地汲水者所作,此非奴才诗人之歌颂,而似奴隶歌手之讽刺”,似更迂远。相比较而言,高亨《诗经今注》所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还是比较圆通的。
诗分三章,均从远处流潦之水起兴。流潦之水本来浑浊,且又处于远方,本来很容易被人弃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兹”,舀过来倒进自己的水缸,就可以用来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为有用之物。这正如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这里的关键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为“民之父母”。对此,方玉润有如下发挥:“此等诗总是欲在上之人当以父母斯民为心,盖必在上者有慈祥岂弟之念,而后在下者有亲附来归之诚。曰‘攸归’者,为民所归往也;日‘攸塈’者,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视其赤子,则小民又岂如赤子相依,乐从夫‘父母’?故词若褒美而意实劝戒。”(《诗经原始》)他说的“劝”意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说的“戒”意是否真的存在于诗的文本中,令人怀疑,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且重章叠句,反覆歌咏。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风》对《大雅》艺术上的影响。
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这是一首怀人诗,但标题却不明题怀人,而偏说怀地,以离恨千端的绵绵情怀,追忆当日的别情。诗人极写扬州明月,用“无赖”之“明月”把扬州装点出无限的风姿,与标题吻合无间,使诗歌产生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
“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觉愁”,极写当日的别离景象。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萧娘”、“桃叶”均代指所思;“愁眉”、“泪眼”似是重复,而用一个“难”字和一个“易”字表达出来,不但不显得累赘,反而有反复留连、无限萦怀之感。当日的愁眉,当日的泪眼,以及当日的惨痛心情,都作成别离后无穷的思念。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在这思念殷切的时候,诗人唯觉一片惆怅,没有可以诉说的人,于是,抬头而见月,但此月偏偏又是当时扬州照人离别之月,更加助愁添恨。虽然时光冲淡了当日的凄苦,却割不断缠绵的思念。这种挣不断、解不开的心绪,本与明月无关,但它曾照过离人的泪眼,好比对人有情,而离别后偏偏照着愁人,又好像无动于衷,这便显得“可憎”。
诗人在深夜抬头望月的时候,原本欲解脱这一段愁思,却想不到月光又来缠人,所以说“明月无赖”。“无赖”二字,原本有褒和贬的两重意义,这里因明月恼人,有抱怨的意思。但后世因为惊赏这种扬州明月的新奇形象,就离开了诗人原意,把它截下来只作为描写扬州夜月的传神警句来欣赏,这时的“无赖”二字又成为爱极的昵称了。这也是形象有时会大于作者构思的一例。
古人律体绝句的结尾处,有时用一种叫做“一笔荡开”的方法,往往会产生一种“寄意无穷”的效果。这首诗所不同的,是它不在第四句用,而在第三句时即已“荡开”。说愁眉,说泪眼,虽然作者余情未尽,而其他的事情已不必增添,于是忽然揽入一轮明月,以写无可奈何的情态,体现了构思的险谲。这两句看似将全诗截为两段,实际上则是欲断不断,题中用“忆”字,将全诗连贯起来,依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别是一般滋味”。本来月光普照,遍及人寰,并不偏宠扬州。而扬州的魅力,也不是仅在月色。
诗为传神,有时似乎违反常理,却能深入事理骨髓。“三分”、“无赖”的奇幻设想,也有它的渊源与影响。《论语》中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过这是赞颂周文王的句子,没有半点诗意。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而徐凝这首诗中的“三分之二”不但是诗意的,而且是新奇的。这些数目字,都不可以常理而论,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效果,致使后世之人对扬州的向往如醉如痴,“二分明月”成为扬州的代称。此后宋人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也不逊色。至于“月色无赖”,后世如王安石“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中的“春色恼人”,即运用了同一手笔。
诗人用“东西南北水”“三百九十桥”写出了苏州城市的独特景观:水多、桥多,而且红栏绿波相映,十分美丽。再加上杨柳多、鸳鸯多更使锦上添花。这首诗字词清秀,风格淡雅,与《钱塘湖春行》一样,都是诗人描写苏杭美景的名篇。
莺声欲动,冰面初消融,正是春天将临的迹象,扣题中“正月三日”,而从黄鹂巷说到乌鹊河,则已有闲行之意。两句都是信口道来,心到笔到,不加雕琢,两个“欲”字犯重,前一个还不合平仄,懒懒散散,正是闲适之意。三四句写闲行所见。 “绿浪” “红栏”,色彩已觉鲜艳喜人,何况更有“东西南北”之广、“三百九十”之多,一路慢慢看来,赏心悦目之意更不待言。虽只是写“闲行”之意,却觉得仿佛春天已在眼前。两句互相对仗,却用的是自对句,“南西南北”自对,“三百九十”也是自对,既工整,又活泼。“十”字平仄又误,则是不以辞害意了。
前四句只是写闲行,写正月初三日,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五六句,鸳鸯成对嬉戏,杨柳低垂,却分明已是春天。才说春天欲到,谁知已经到了。诗人惊喜之下,不禁自问: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猛一想,原来就是这两天到的,正月初一,一年之始,正是一春之始。想到来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双双翅”“万万条”,写得风情毕现,春意尽出,而末二句自问,惊喜之意,更是溢于言表。
这首诗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此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布局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起句“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挚;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佣耕于莘(《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古国名,其地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他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汤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困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遇合,他先辅文王,继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吕二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所以说他们“历遍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老了,所以称作“衰翁”。
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也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伊吕两衰翁”,伊尹佐汤时年老下否,书无明文,此是连类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使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许之意。“若使”即假如。当伊、吕为耕佣、钓叟之时,假如不遇商汤、周文,则英雄终将老死岩壑。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士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机会,他们是“老了”的英雄,亦即被埋没了的英雄。
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遇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遇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么,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吕有真实的本领,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这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
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至今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