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挺拔秀立,生命力强,加之有志向高洁,卓然不群的象征之意,历来是文人墨客丹青画手乐以歌咏描绘的对象。白居易这首《画竹歌》,通过对好友萧悦所画竹枝的再现与评价,赞扬了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卓越的艺术思想。
协律郎:官名,正八品上,属太常寺,掌管音律。萧悦: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善画竹。在杭州住过一段时期,与白居易过从甚密。
诗的开头四句落笔平直,首先告诉读者,竹子是最难以描绘的一种植物,古往今来,多少丹青妙手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心血,却鲜有画得和真竹相似者。而协律郎萧悦却独能下笔逼真,可谓绘竹第一人。以此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下文探求萧悦独得画竹之秘原因的好奇心。
接着,诗人从三个方面表现萧画的非凡不俗之处:一是将萧画与他人所画作对比,从而表现萧氏所画生机勃勃,枝活叶动,秀拔耸立;而他人所画竹身粗壮,臃肿不堪,枝叶萎靡,毫无生气。这是从侧面,以他人之画的拙劣来衬托萧画的不凡。其二是正面描写萧画竹子的环境、神态。野塘水边,埼曲岸侧,森森然有竹两丛,挺拔秀立。所谓“野塘水边埼岸侧”,是极力表现画面的野趣、奇趣。因为野塘曲岸,更容易形成一种远离人间烟火、超越世俗的气氛,与人格化的竹枝更相吻合。下文“婵娟不失筠粉态,萧飒尽得风烟情”是从画面的细处描写,是画中竹枝的特写镜头。婵娟是形容竹子神态的秀美,左思《吴都赋》:“其竹则檀栾婵娟,玉润碧鲜。”不失筠粉态,是指其逼肖真竹,表明图画连青嫩带粉的鲜态及在风惊烟锁的特殊环境中,摇曳多姿、萧洒脱俗的婀娜神态都毕现无遗。由于画得如此逼真,竟使诗人怀疑这不是画,而是真实的生长于泥土之中的竹子了,他回忆起在天竺寺前、湘妃庙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竹子。这是第三层描写。“低耳静听疑有声”堪称是诗人的神来之笔,因为只有现实中的竹子才会在风吹之下发出婆娑之声。萧氏所画竟能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看来“丹青以来唯一人”之誉诚非虚言。
诗的最后一部分是感叹如此绝妙的绘画,竟然少有人赏识,诗人与画家只有相顾失笑,嘘唏感慨一番。然而岁月难驻,时光易逝,身怀绝技的画家已是手颤眼花,满头华发的老人了。这幅画便是他的绝笔之作。自此以后,再想求得他的画已是难乎其难了。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画家的珍惜之情,无形中也抬高了这幅画竹的价值。
诗的开头曾评价萧氏画竹能够“下笔独逼真”,诗中通过萧画与别人所画的对比,萧画本身的神态和真实的竹子三个方面对“逼真”二字作了具体描述,可谓层层递进,结构严谨。关于“逼真”的好处,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个‘真’固然指食物,可是一方面也是《老子》、《庄子》里说的那个‘真’,就是自然,另一方面又包含谢赫的六法的第一项‘气韵生动’的意思,惟其‘气韵生动’,才能自然,才是活的不是死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论逼真与如画》)宋人苏轼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也就是说,只追求形似并不足奇,写活,传神,有幽姿远韵,才是逼真的要求。白居易这首诗在描述萧悦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不根而生从意生”,也就是说萧氏事先成竹在胸,意在笔先。将个人意趣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
“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首联这两句写东楼的位置,是全诗关键所在。正因为西行去万里流沙道者必须经过此门,所以东楼这一普通建筑,才与历史、现实、战争、使节联系在一起。诗人登楼远视俯瞰,战士们从东楼出发踏上征途,路途遥远而艰辛,也反映了战争的艰苦。
“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颔联这两句写战争、写过去。 “新战骨”说“但添”,“旧征魂”说“不返”,可见将士有去无回,而且即使死了也于事无补。此二句写得十分悲惨。多年的征战,使得无数将士献身沙场,横尸荒野,何曾见到他们魂返故园?而今战场又添新战骨,更叫人感到凄凉冷落。这两句烘托出战争的残酷至极,表明了诗人对出征在外的战士的担忧和对战争的不满和愤慨。
颈联承接首联仍然写楼,不同的是首联只写了东楼的位置,描绘的是远景,这两句却写到了东楼的本身,描绘的是近景。“楼角临风迥”,这句写“楼角”,高昂凌风,是多么的高寒;“城阴带水昏”,这句写“城阴”,城的阴面靠近渭水,低下阴森,一片昏暗,两者构成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让人感觉战乱的凄惨。这两句描写在沧桑变幻城头依旧的背后,令人觉得这座东楼既是历史的见证,照应了颔联对战争的感慨,又是生死莫测的不幸之门,从而引起了尾联——使节出国和谈,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
“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尾联承接颈联,再写人事。前两句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这两句写的是现实的使节;前两句虚摹,这两句实写。这几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过去的将士多半是有去无回,而现在的使节频繁派出,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依旧没有遏制作用,不久以后仍将有大批将士如往日一样,去作战送死,表现了战争的无情。
这首诗是杜甫的后期作品,诗人按照从远到近的方位顺序,描绘了在秦州城东楼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忧虑,对将士的担忧之情。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