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
“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岩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李白以夸张的手法渲染黄鹤山的雄伟气势。开头先写山的高大：“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雄雄”二字，极力形容黄鹤山的威势，只见整座山峰，凌空而上，直插云天。接二句又从侧面加以烘托，“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远看去，朵朵白云似乎从山的四周升腾而起，一轮红日仿佛就跟山中的高峰相互依偶着。波浪般起伏、参差不齐的山峦，一排排凌空横跨，宽阔无边；高高耸起的、屏障一般的山蜂，稠密而又显得幽深昏暗。
前六句诗句，全由首句“东望”二字引出，其中有上望、纵望、侧望、环望。整个黄鹤山几乎全被诗人望遍了。可以看出，这首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正如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暗寓李白心峦往之，因此山曾有仙人居住过。“一朝峦蓬海，千载空石室”，人去楼空，仙去室寂。如今山上只剩下仙人当年炼丹的石室了。“金灶生烟埃，玉潭秘清谧”，炼丹的“金灶”，已满是烟尘和埃垢；注满玉液之潭，如今已一无所有；整个黄鹤山似乎都被一种清幽寂静的静的气氛所笼罩，一切是那样的神秘。“地古遗草木，庭寒老芝术。”一片荒凉冷寂的画面展现于读者面前：古老的荒地，草木丛生；庭园里，灵芝之类的药草，已经苍老枯萎。
从“颇闻列仙人”至“庭寒老芝术”是第二段，共八句。诗人扣紧有关黄鹤山的传说，描绘仙人飞升后的荒凉景象。写法仍从“望”字入笔，但却已经杂入许多虚无的幻想，浓化了全诗的气氛。
从“蹇予羡攀跻”至篇终是第三段。这一段写由黄鹤山的奇伟和有关仙人的传说所引起的峦往之情。“蹇予羡攀跻，因欲保闲逸”两句，毫无隐讳地抒写自己的仰慕与欣羡，诗人很愿攀援而上。诗人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情，原因在于“保闲逸”，亦即保持平静的心理状态，过着闲逸的生活。“观奇遍诸岳，兹岭不可匹”两句，与一、二两段相呼应，说明，尽管诗人走遍了五岳名山，但黄鹤山却是无与伦比、无可匹敌的。
总体来说，此诗经过实际的比较，诗人终于决定把黄鹤山做为自己感情寄托之所在，从此永远结束作客他乡，寄人篱下的生活：“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这里的“青松”代指黄鹤山，同时也象征看诗人坚韧不拔、冬夏常青的性格。“悟”，觉悟，醒悟。“客情”，暗指客居他乡的思想情感，也包括了诗人奔波流浪，怀才不遇的一生。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北去，中原尽失。这样的时局下朝野志士无不拔剑斫地，切齿扼腕，于是词坛上产生了一批令人读后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见其慷慨磊落之气的作品。向子諲这一首《秦楼月》，题旨相同，篇幅虽短，感情的容量却并不小。另外这首词表现上也自有特色。
全诗结构分上下两阕，词意可分三层。
起首“芳菲歇”三字，写春光消逝景象，似实而虚。因为词人并非吟咏节序，抒发一般的伤春伤别情怀，所以下面不再展开对景色的描绘。当此春末夏初时节，萦绕词人心间的是什么呢？是“故园目断伤心切”。这句中“故园”可作家乡解，但向子諲家江西临江，并未沦落于金人之手，这里显然是指失去的国土。词人登高遥望北方故国，而故国不可见，对于一个胸怀爱国之情的南渡词人来说，怎能不悲伤痛苦呢？这一句，是词人内心感情的直捷表露。但如果任凭感情的驱使，沿此思路写下去，就未免有一泻无余之病了。词是吟咏性惰的，但最好是诉诸具体的事物。至此，词人笔锋一转，由直而曲，欲吐又休，不言情而转写景：“无边烟水，无穷山色。”词人眼中所见，唯有迷离的烟水，朦胧的山色。这一景象，既是“故园目断”含义的丰富和扩展，又使“伤心切”这一心理活动形象化；同时，无边无际的自然山水，又恰到好处地隐隐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情感的悠远的惆怅。所以，读至此，读者简直分不清词人是写景呢，还是抒情。景与情合，情以景生，情景交融，“悲喜亦于物显”（王夫之语），正是“无边烟水，无穷山色”的妙处。
下阕“可堪”二字，是不能堪的意思。此乃词人着意用力之笔，正是这两字把上阕“故园目断伤心切”的感情向前深化了。词人为何春末夏初时节思念故国呢？因为是“更近乾龙节”。《易·乾》：“九五，飞龙天。”乾卦以龙取象，所以古人便以“乾龙”喻帝王。乾龙节，是北宋钦宗赵恒的生日。据《宋史·礼志》记载：“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太宰徐处仁等表请为乾龙节。”从记载中可以想见当年此日，朝廷中群臣为皇帝祝寿，钦宗赐宴，好一派隆重的寿宴的盛况！而此时又是四月，乾龙节又将近，然而此时却是神州板荡，山河易主。词人抚今追昔，怎能忍受得了如此巨变呢？于是万千感触，化为使人不忍卒读的词句：“眼中泪尽空啼血。”这一句，哀怨悲凉，撼人心魄。向子諲是一位力主抗金的将领。公元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金兵大举南下，一路杀奔江西、湖南。此时向子諲正潭州（今长沙）知州任上，有人建议暂避敌锋，他大呼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诸郡有一二能为国家守，敌其至此耶？朝廷使我守此潘也，委而去之，非义矣！”（见汪应辰《向公墓志铭》、胡宏《向侍郎行状》）他亲率军民血战数日，终因实力不济而城破。事后，他的好友陈与义赠诗，诗中赞曰“柱天勋业须君了”（《题向伯恭过峡图》）。然而词人想当时家亡国破，君辱臣耻，却又回天无力，胸中不禁充塞着极度的愤恨和悲哀。这样深沉难遣的感情郁积胸中，实非“眼中泪尽空啼血”一句不能尽之了。以上为词意的第二层。
紧接着，词人由人的“空啼血”联想到自然界的子规，感情又进一层。按《秦楼月》词调的要求，“空啼血”是承上句而来，并非是语句的简单重复，而用以引起以下句意。词人因情设景，以“子规声外，晓风残月”这样凄厉萧索的意境结束全词。子规即杜鹃鸟。子规啼血是古诗词中常用的，如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李山甫《闻子规》：“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晓风残月”，是柳永《雨霖铃》词中的名句。这首词虽是移用，但词人显然对“杜鹃啼血”内涵进行了改造。此词中它表现的已不是离别的愁苦，而是因国破家亡而生的故国之思了。“子规声外，晓风残月”，是因情而设景，也就是王国维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它以丰富的内蕴，传达出词人心中的无限哀怨，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全词感情真挚，情景交融，在《酒边词》中，是一首成功的小令。但终因其忠愤有余而少豪放之气，且词中意境独创性少，新鲜感不足，不免影响了它的艺术感染力量，在宋词中未臻上乘。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