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描绘具体形象时着墨不多，却起到了重要的点染作用。
“黄金错刀白玉装”一句，描绘宝刀外观之美。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金玉相映，华美无比。“夜穿窗扉出光芒”一句，描绘宝刀内质之佳。它在黑夜中光芒四射，竟可穿透窗户，确实不凡。这两句，从诗歌意脉上说，是托物起兴，通过对宝刀的描绘和赞美，自然引出下面的提刀人形象。而从内在意蕴上说，又对提刀人的身份和志趣起着一种映衬作用，实质暗示了宝刀无用武之地，英雄无报国之门。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这里有三层意思：“提刀独立”写提刀人的动作，显出其急欲上阵杀敌；“顾八荒”写提刀人的神态，既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惆怅，更顾盼自雄的豪迈气概；“丈夫五十功未立”则慷慨直陈，向天浩叹，更显出了提刀人的胸怀大志。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写终南山顶山石嶙峋、白雪耀眼，虽只是略施点染，但雪光与刀光相辉映，却为爱国志士之“一片丹心”大大增色，最终还是突出了诗中抒情主人公的凛然不可屈服的形象。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诗人在诗的最后发出了“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时代最强音。引用战国时“楚虽三戾，亡秦必楚”的楚车民谣作比，用反诘句表明：汉族人民定有英雄人物能赶走女真统治者收复中原。楚民谣虽仅八字，但深刻说明民心不会死、民力可回天这一道理。陆游虽生活于国力衰微偏安江左的南宋，但基于对民心、民力的正确认识，在述志时他坚信中国有人，定能完成北伐事业，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歌行体诗往往转韵，此诗在用韵上是四句一转，与诗人情感表达的流泻起伏变化相适应，读起来抑扬顿挫。
陆游生活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南宋国势衰微，恢复大业屡屡受挫，抗金志士切齿扼腕。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报国志向，但无由请缨。他在年将五十时获得供职抗金前线的机会，亲自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中去，大大激发了心中蓄积已久的报国热忱。于是他借金错刀来述怀言志，抒发了誓死抗金、“中国”必胜的壮烈情怀。这种光鉴日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体现，永远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巨大力量。
这是一首托物寄兴之作，在结构上具有由物及人、层层拓展的特点。全诗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从开头到“提刀独立顾八荒”，从赋咏金错刀入手，引出提刀人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
第二层从“京华结交尽奇士”到“一片丹心报天子”，从提刀人推扩到“奇士”群体形象，抒发其共同的报国丹心。
第三层从“尔来从军天汉滨”到结束，联系眼前从军经历，揭明全诗题旨，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
“丈夫五十功未立”，这里的“丈夫”，是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段话有助于理解“丈夫”的涵义。诗句中所说的“功”，不能仅仅理解为陆游个人的功名，而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一片丹心报天子”一句，似乎有忠君色彩，但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天子”与国家社稷难以分开，“报天子”即是报效国家，其积极意义仍应肯定。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意即怀抱报国丹心的并非只有自己，当时朝廷中已经形成一个爱国志士群体。隆兴初年，朝中抗战派势力抬头，老将张浚重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也受到张浚的推许。这些爱国志士义结生死，同仇敌忾，是抗金复国的中流砥柱。
最后两句却变化了句式，先用叹词“呜呼”提唱，末句则用一气赶下的九字反诘句，读起来显得铿锵有力，仿佛掷地有金石之声。
这首诗题为“金错刀行”，但并不是一首咏物诗，它不以铺陈描绘宝刀为宗旨，而只不过是借宝刀来述怀抱、言志向。因此，诗中多议论和直抒胸臆的句子，以气势、骨力来感染读者、激励读者。诗中无论是“丈夫五十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期共生死；的表白，无论是“一片丹心报天子”的誓词，还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无不是以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因此决非粗豪叫嚣之作可比，读来大声鞺鞳，气势夺人。长于议论，同时又富于充沛的感情，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首要原因。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