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
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