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起首便渲染出凄怆悲凉的气氛。这些埋葬在北邙山上的君臣们,生前把荣华富贵、风云庆会享受个够,然而,死后也不过是北邙山下的一抔土。是人,便不免一死,而一旦死去,便万事皆休。那么,生前的尊贵与否,死后的衰荣如何,又有什么意义呢?结句的"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语气冷隽悲凉,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张养浩的怀古组曲,站在对人生的深刻透视、对历史的大彻大悟的高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气势苍莽雄浑,感慨深沉悲壮,风格质朴古拙,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
前两句所言情景,与史书本传所载的"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是完全吻合的。为百姓如此鞠躬尽瘁,赢得"满城都道好官人"的赞誉,而诗人本人却认为,为百姓应该更加尽心尽职。南吕·一枝花中的一首表达了这种心情: 恨不得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得雪满头颅。
面对着众多的灾民,严重的旱情,政府的赈粮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虽然他个人曾上奏天子,请行纳粟补官之令,并带头拿出自己的财物作为救济之用,但严重的灾情又不是个人区区之力所能回转的。在心焚如火的情况下,不免产生了"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的幻想。《元史》本传载,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苦,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张养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为国为民的绝唱。
张养浩曲子总的是立意高远,感情深厚,气势雄浑,结构严谨。在这总的特色之下,每一类曲子又自有特色。写景曲轻快自然,飘逸闲适如行云流水;怀古之作境界阔大,沉郁雄浑,能够高度地概括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写官场仕途之作深刻悲怆,揭示出官场的本质和为官的岌岌可危;反映百姓疾苦的作品深远而感伤,将作者的一颗赤子之心捧献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