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登高抒怀之词。全词由词人登上黄鹤楼所见之景发端，追忆了昔日汴京城的繁华，再回到眼前讲述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的情景，最后怀想来日得胜后的欢乐之情，抒发了词人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和光复中原的强烈愿望。
这首壮词采用散文化写法，可分四段，层次分明。
从篇首到“蓬壶殿里笙歌作”为第一段。写在黄鹤楼之上遥望北方失地，引起对故国往昔“繁华”的回忆。“想当年”三字点目。“花遮柳护”四句极其简洁地写出北宋汴京宫苑之风月繁荣。万岁山亦名艮岳。据《宋史·地理志·京城》记载，徽宗政和七年始筑，积土为假山，山周十余里，堂馆池亭极多，建制精巧（蓬壶是其中一堂名），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此，专供皇室游玩。“珠翠绕”、“笙歌作”，极写歌舞升平的壮观景象。
第二段以“到而今”三字提起（回应“想当年”），直到下片“千村寥落”句止。写北方遍布铁蹄的占领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惨痛情景。与上段歌舞升平的景象强烈对比。“铁蹄满郊畿，风尘恶”二句，花柳楼阁、珠歌翠舞一扫而空，惊心动魄。过片处是两组自成问答的短句：“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战士浴血奋战，却伤于锋刃，百姓饥寒交迫，无辜被戮，却死无葬身之地。作者恨不得立即统兵北上解民于水火之中。“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这远非“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新亭悲泣，而言下正有王导“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之猛志。所以紧接二句就写到作者心中宿愿——率领劲旅，直渡黄河，肃清金人，复我河山。这两句引用《汉书》终军请缨典故，浑成无迹。“何日”云云，正见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最后三句，作者乐观地想象胜利后的欢乐。眼前他虽然登黄鹤楼，作“汉阳游”，但心情是无法宁静的。或许他会暗诵“昔人已乘黄鹤去”的名篇而无限感慨。不过，待到得胜归来，“再续汉阳游”时，一切都会改变，那种快乐，唯恐只有骑鹤的神仙才可体会呢！词的末句“骑黄鹤”三字兼顾现实，深扣题面。
在南北宋之交，词起了一次风格化的变化，明快豪放取代了婉约深曲，这种艺术上的转变根源却在于内容，在于爱国主义成为词的时代性主题。当时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多是主战派人士，包括若干抗金将领，其中也有岳飞，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的。这首《满江红》即以文法入词，从“想当年”、“到而今”、“何日”说到“待归来”，严格遵循时间顺序，结构层次分明，语言洗练明快，已具豪放词的一般特点。
词的上片写登临齐山的今昔之感。词起笔“十二年前，曾上到、绣春台顶。”从昔日登此山写起，说明这次是旧地重游。昔日登山的情景怎样呢？即十二年前诗人凭着一股少年锐气，迈开轻健的双脚，不需借助竹杖，翻山越岭，直奔台顶，是何等的潇洒、豪放。这是诗人对昔日登临的深情回忆。“双去渐消狂气习，重来依旧佳风景。”十二年后，旧地重游，风景依旧美好，而自己当年的狂放之气却逐渐消失了。当然“渐消”，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不难看出，诗人这时的心境是较为悲凉的。这样，又由眼前景而联想到曾登临此山赋诗抒怀的前辈：“想牧之、千载尚神游，空山冷。”诗人看到眼前破碎的山河，严峻的现实，心境是悲凉的，再没有年轻时的“狂气”了；而且也没有杜牧那么超脱，所以当他想到如果杜牧在千载之下，还来神游故地，将只见寂寞空山。“空山冷”，是对国事日非的曲折反映，是诗人主观心境的感受，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失落感。
换头处紧承上片“空山冷”而来，写其居山而望。山下江水长流，山北淮山暝暝，中原一带仍然被敌人盘踞。“淮山”，指淮水两岸的山，宋、金以淮水为界。以江北淮山笼罩在暮色之中，暗喻中原沦陷区暗无天日，看出诗人对中原父双的深切同情。“望中原何处”，即何处望中原？作一提顿，引人注目。诗人站在绣春台上向北方金兵占领区一望，河山已有异样之感，究竟中原在哪里呢？弦外之音，中原土地，已非我有。“虎狼犹梗”，即中原一带敌人还盘踞着，以“虎狼”喻敌人，可见诗人对异族统治者为害中原的切齿痛恨。一个“犹”字，表明对长期丧失国土的无比痛惜。面对眼前“虎狼犹梗”的现实情景，诗人借古喻今，提出自己的主张：“勾蠡规模非浅近，石苻事业真俄顷。”“勾蠡”，指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勾践曾大败于吴，屈服请和。此后他卧薪尝胆，并用范蠡、文种等整顿朝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攻灭吴国。勾践复国灭吴，皆因有长期计划，故曰“非浅近”。“石苻”，指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石勒和前秦苻坚。他们在位时间都很短，故曰“真俄顷”。这里暗以石苻喻金国，认为金的统治不会长久。诗人在这里一方面指出恢复中原须作长期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发愤图强，收复失地是完全能做到的。这反映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和他卓越的政治见解。但可惜的是诗人晚年受谗被贬，只能发出济时忧国的慨叹：“问古今，宇宙竟如何，无人省。”古往今来，天地万物兴亡盛衰的道理，又有谁能理解呢？全词以“无人省”作结，颇耐人寻味。
此首写词人追忆十二年前登齐山的少年狂兴。开头三句点出追忆。“双脚”二句勾勒少年登山的狂兴，出语新奇。“双去”二句转笔感慨，联想杜牧尚能神游千载，反映了词人的达观态度。以“空山冷”束拍，转入下片感国事。换头四句渲染登山远眺之景，“望中原”二句点出金寇盘踞。“勾蠡”_二句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与石勒、苻坚政权短命作对比，期望效法越王勾践，表达对国事的关心。歇拍一问，寄慨深砀。全词慷慨而不消沉，悲愤而不衰飒，表现出一种悲壮豪放的风格。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首诗前四句是倒写，实际上应是“铙吹发西江，秋空多清响。寥落云外山，迢递舟中赏。”诗人的船从西江出发，秋天的天空发出清脆的响声。外面的云山外多么冷落，清静。诗人从舟中远远地看着两岸，欣赏这自然景色。其时据《王维年谱》载： “王维……迁殿中侍御史。是冬，知南选，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
接下来四句“地迥古城芜，月明寒潮广。时赛敬亭神，复解罟师网”，写诗人己到夏口接近宣城地界看到与想到的。着到的是，古城荒芜，月明清辉，寒潮阵阵；想到的是，宇文太守赴宣城，宣城一是能治理好的。王维把宇文太守比作比敬亭神还灵验的人。据文献记载，当时宣城已旱了五年，当地有些农民竟自逃至山洞中，聚众反抗官府。民穷豪富，境遇迥异，急需一个能干的太守到来。刘禹锡作为“知南选”， 王维挑选宇文作宣城太守，他是充满信心，寄于厚望。诗人接下又说，宇文太守的到来，好像替渔夫解开乱网。事实证明，宇文太守到宣城以后把宣城治理得津津有条，得到人民的爱戴，秩序很快安定。
最后两句“何处寄相思，南风摇五两”，写诗人对宇文太守的思念，表现他与宇文太守的友情。送走了宇文太守，诗人折回前往岭南。一路上南风习习，王维还想着这段时间与宇文太守相处的情况，仍念念不忘。诗人自问自答：“何处寄想思，南风摇五两。”这里的“想思”作“想念”讲。五两，谓两只配成一双。《诗经·齐风·南山》：“葛屦五两，冠緌双止。” 朱熹集传：“两，二履也。” 王夫之稗疏：“按此‘五’字当与伍通，行列也。言陈履者，必以两为一列也。”作者借用此典，表达对朋友的思念。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这首诗写送友人的诗，景物信手拈来，淡远之境自见，借景寓情，以景衬情。诗中用典，直抒胸意，感情真挚，具有淳朴深厚之美，也流露诗人自己的隐痛。
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