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咏梅花、咏海棠一样,苏轼以梨花自况,袒露他贬居黄州后心胸仍像洁白梨花那种旷达情怀。
上片,以反衬手法,从视角上写梨花的品格。“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开头三句,以“红杏”开过了,“夭桃”谢“尽”了来衬托梨花盛开状态,交代梨花独放的暮春季节。“独”字一用,宛有万花皆离我独笑的孤姿;“占春芳”再无他花,只有此花独为大地占尽春芳,显示高洁。以红衬白,个性鲜明。“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从嗅觉上和心态上,以反衬之笔,写梨花的自然清香和沁人脾的魅力。兰草与麝香本是花中之王和香中之首,在此与梨花相比,自然逊色多了。但他并未贬低兰麝。然而,作者巧妙地指出:兰麝怎能和“自然透骨生香”的梨花相比,进一步突出了梨花的名贵地位和观赏价值。这为下片写人埋下了隐示性的一笔。
下片,运用了正喻手法,写包括作者在内的游黄州、武昌的友人梨花般的品格。“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突出他们饮酒赏花,酒花香醉的谐谑情景。“对酒莫相忘”为领颔句,领取串连下文。喝上了酒,就会忆起这酒似歌妓“佳人”的姿色;还兼有或占尽那似酒似花的、“无花香自远”的“明光”酴醾的韵味。酒、佳人与酴醾的联系是从白色与麝香般的气味为媒体的。紧接着两句点题:“只忧长笛吹花落,除了宁王。”由上的写物而隐喻到写人,让人留恋的红杏、夭桃最后凋谢了,但最担心的是梨花,不要因时令之笛吹落;否则,担心的便是开国受命之宁王。很显然,作者以此隐寓着贤明的神宗,能否像宁王那样,不要吹落他这“梨花”。
全词笔法奇特,博喻成堆。先是以“红杏”、“夭桃”红色和凋谢反喻梨之白花和盛貌;继而以兰麝的兰黑色和沉香来正喻梨花般的白花和透骨的本质;再以上片的花物来喻隐下片的人事;下片又以酴醾般的酒、花与忆想中的“佳人”相喻,且三者融为一体,互得益彰。最后,借花抒发花与宁王息息相关的命运,来影射宋朝皇帝是否爱惜孤洁梨花般的贬臣东坡;何况苏东坡早是“酴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的齐安花了。
游仙词的创作与游仙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多半来自道教的思想影响,但并不尽然。《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上半篇便是一个例外。它可能与唐代以来的风习有关,即以“仙”指艳冶女子,或指妓女。唐代张鹜的传奇作品明明是写文人逛妓院的放荡行径,却美其名曰《游仙窟》,就是一个显例。
上片名为游仙,而实际上是说杭妓往迎新太守之后杭州的空虚冷落。词人以“玉童”比“杭妓”,以“浮丘伯”比“新守”,以“洞天”比杭州,并以秋天萧瑟凄凉的气氛来衬托杭州的冷落。三、四句再以“许飞琼”比“杭妓”,以“瑶台”比杭州(或妓院),以“空月明”来比喻或象征杭州(或妓院)的寥落。上述所有喻体(或象征体)和本体的对应关系,多是滑稽可笑的。
下片是同苏州太守王诲和新太守杨绘的调侃,在字面上虽转向表现现实,而游戏的性质不变。前两句是说,由于“杭妓”在座,在夜晚的招待宴会上凝聚着萧香,那天姿国色姑且借给你王太守观赏。这里用了典故,因为唐代诗人韦应物与词人的相识王诲同是苏州太守,所以以“韦郎”借指王诲,是十分贴切的。后两句是托王诲转告杨绘:你可不要取道苏州城,否则见了美色就会动心,要学当年的范蠡,带着美女乘着小船飘到太湖上去了。诙谐戏谑之意都十分明显。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