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诗的首两句写玄宗“回马长安”时,杨妃死已多时,意谓“重返”长安是以杨妃的死换来的。尽管山河依旧,然而却难忘怀“云雨”之情。“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表达玄宗欣喜与长恨兼有的复杂心理。后两句以南朝陈后主偕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在景阳宫的井中,终为隋兵所虏的事,对比唐玄宗马嵬坡赐杨贵妃自缢的举动,抑扬分明。诗对玄宗有体谅,也有婉讽。玄宗的举动虽胜陈后主,但所胜实在无几。
此诗首句的“玄宗回马”,指大乱平定、两京收复之后,成了太上皇的玄宗从蜀中回返长安。其时距“杨妃死”已很久了。两下并提,意谓玄宗能重返长安,正是牺牲杨妃换来的。一存一殁,意味深长。玄宗割舍贵妃固然使局势得到转机,但内心的矛盾痛苦一直贯穿于他的后半生,尽管山河重光(“日月新”),也不能使他忘怀死去的杨妃,这就是所谓“云雨难忘”。“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可喜下长恨相兼,写出了玄宗复杂矛盾的心理。
诗的后两句特别耐人玩味。“终是圣明天子事”,有人说这是表彰玄宗在危亡之际识大体,有决断,堪称“圣明”,但从末句“景阳宫井又何人”来看,并非如此。“景阳宫井”用的是陈后主的故事。当隋兵打进金陵,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张丽华藏在景阳宫井内,一同作了隋兵的俘虏。同是帝妃情事,又同当干戈逼迫之际,可比性极强,取拟精当。玄宗没有落到陈后主这步田地,是值得庆幸的,但要说“圣明”,也仅仅是比陈后主“圣明”一些而已。“圣明天子”扬得很高,却以昏味的陈后主来作陪衬,就颇有几分讽意。只不过话说得微婉,耐人玩味罢了。
但就此以为诗人对玄宗毫无同情,也不尽然。唐时人对杨妃之死,颇有深责玄宗无情无义者。郑诗又似为此而发。上联已暗示马嵬赐死,事出不得已,虽时过境迁,玄宗仍未忘怀云雨旧情。所以下联“终是圣明天子事”,“终是”的口吻,似是要人们谅解玄宗当日的处境。
此诗对玄宗有所婉讽,亦有所体谅,可谓能“出己意”又“用意隐然”,在咏史诗中不失为佳作。
这首散曲讲述作者辞官后精心作诗,纵情饮酒,面对眼前的杨柳轻烟、梨花明月,沐浴着海棠清风,早已不想进入虚荣煊赫的相府王宫,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执着的人生追求和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肯定,以及他对现实还有不满和牢骚。此散曲格调高远,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镂刻。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起首的这两句领起全篇,是对作者生活状态的总体概括:精心作诗,纵情饮酒。作者辞官回乡之后,寄情诗酒,对诗文穷尽心力、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醇酒,则是甘之如饴,如饥似渴,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这两句虽然十分简括,但却含蓄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此时的心境:“诗言志。”在诗文之上如此尽心竭力,说明张养浩并未完全忘却世事,也并不想将自己胸中的锦绣才华彻底埋没于乡野田园。沉浸于酒,更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平静,作者满腹的牢骚和不满只是碍于当时现状不敢明言。
“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懵断送”,这两句乃自嘲之语,自问自答中对往昔混迹官场、虚荣煊赫的生活进行了否定:纵然生前有高官厚禄加身,佳人艳妇环绕,死后也不过是一抔黄土埋葬,一部笙懵发送罢了。至于坟墓是否豪华, 丧懵是否热闹,已经毫无意义。
前文写对现实生活的摒弃、否定,不过是为下文描写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做铺垫。其后,作者极尽铺张谊染之能事,将自己辞官后的生活描写得乐趣备至,令人心驰神往:“金波”“银瓮”“翠袖”“玉钟”,这两句以器具的精美珍贵、衣饰的华丽精巧来反映府中生活的奢华; 皎洁明亮的月光之下,微风夹杂着海棠香气拂面而过,“绿杨烟”“梨花月”“海棠风”将作者的生活环境渲染得十分雅致。本来极为寻常的田园生活,在摆脱了俗世羁绊、无牵无挂的作者心中,却生发出了无限奇思妙想,产生了十分惬意的感受。
因此,“闲受用”的作者, 对“丞相府”“帝王宫”中尔虞我诈、污浊不堪的生活才毫无留恋之情,坚守自己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执著于自己所选择的远离官场、忠于本心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和重视, 也是作者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坚定心声。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