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六章,前三章每章八句,后三章每章七句。
第一章突兀起句,以怨天的口气发端,指出当前王朝政治的灾难是“谋犹回遹”,昏庸的国王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结果“谋臧不从,不臧覆用”,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愤慨和忧虑。第二章进一步指出,所以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一些掌权者叽叽喳喳、党同伐异。他们“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因而诗人再次发出感叹:这样下去,不知国家要弄到什么地步!从而加深了第一章内容的表述。第三章,作者用“我龟既厌”这一典型的事例再次表示对王朝政治、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并指出,朝廷上虽然“谋夫孔多”、“发言盈庭”,但都是矢不中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接着第四章又进一步说明,当前王朝的政令策谋,上不遵古圣先贤、下不合固有规范,而国王还偏听偏信、不加考究,就使王朝的策谋更加脱离实际了。第五章作者又以谏劝的口气说,国家各种人才都有,国王要择善而从,不要使他们流散、消亡。这实是对周王发出了警告。最后一章,作者再次表达了自己忧虑国事的深沉心情,其中“战战兢兢”三句,生动形象、寓意鲜明,写出了自己焦虑万状的心态,广为后世所引用,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
由上述内容,与其说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不如说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更确切些。当然,政治讽刺也是一种政治抒情。作者以“谋犹回遹”为此诗中心议题,以对国事的忧虑为主线,以感叹的语气贯穿始终,从中把叙述、揭露、讽刺和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表述,从而形成了此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和感情深厚的显著特色。从谋划的正邪、决策的当否,能看到政治的弊端以至国家的命运,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并忧心忡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为国事操心,表现了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爱国感情,这些也就是此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这篇赋开篇写衰草可哀,然后回忆衰草在春天披红戴紫、垂绿衔花的荣盛,最后详细铺写秋气对衰草的摧折,表现了秋的萧杀与衰草的可哀。全赋句式灵活,咏物兼以抒情,充溢着诗的意境。
“愍”是此赋的着眼点。此赋起笔转合自然,前四句先写衰草情状,以“荒径”、“寒菱”补足。中间写春日、春风中的芳草,以衔华佩实、垂绿散红等突出衰草往日的风姿。最后以“秋至”一转,言风、霜对芳草的侵夺,以“伤”、“悲”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强化“愍”的意象。“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既是景语又是情语,对物候变化的体察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经验的领悟。卒章显其志,“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对衰草的怜惜实际上在观照着作者盛年易逝、晚年凄苦的心态。
全赋句式灵活,有骈偶句式,有五言句式,又有骚体句,咏物兼以抒情,使全赋充溢着诗的意境,其中亦夹杂着民歌的韵律,采用了回忆倒叙的赋法,从当时面对的此景此情入手,中间回忆虚写了小草从春到冬的经历,最后又回到了开头的感受,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对衰草的哀怜写出了浓浓的秋意。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