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古时的读书人，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一、二句表现书房的宁静，三、四句表明自己专心读书，因此，春天过去了许久，也不知道，只是在瓦雀影动、杨花入砚的惊扰中，才晓得已是暮春时节。语言平易，景物生动贴切，开头两句对仗得也很自然，增强了喜悦的气氛。
一二句“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一心埋头书案，浸沉在书中的那种专注精神。十分宁静的书室，垂柳飞絮的季节，春风娇弱的日子，屋里似乎没人，几只麻雀儿悠闲自在地漫步在书桌上，柳絮轻盈地随风飘落，赖在砚台上不肯动弹，竟然无人拂拭。书室的宁静是由动态的画面表现出来的。这里感觉不到人的影响。不然，麻雀不能闲步书案，柳絮那得安卧砚台。这是以动衬静的反衬手法。
书室里其实有人，那是诗人，“闲坐小窗读《周易》”。然而，书室却宁静得似乎没有人的存在，看来书室的一切动静同诗人都毫不相干，他如老僧入定，全部心思都在《周易》这本书上呢。书室的宁静正衬托出诗人的宁静。
结句“不知春去几多时”是推进一层的写法，拓展了全诗的时间容量。诗句描写的是眼前之景，表现的却是一春之事，花开花落纯任自然，诗人未曾留意，何尝动心。进一步表现了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然而，这只是这首诗的表层意思。
“闲坐小窗读《周易》”，《周易》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理论基础，诗人通过这一细节，不着痕迹地透露了全诗的主旨。当诗人全身心地沉浸在理学世界中的时候，内心世界一片从容，一片自然和乐，世间万物都不能进入他的意识。诗人表现的是他的理学涵养功夫。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唐玄宗宠信宦官，让他们占据京郊的甲第、名园、良田竟达一半；又酷爱斗鸡，当时王公贵族也都以斗鸡为乐，形成风气，有些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而获得高官厚禄。作者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根据自己的见闻，刻画了宦官的显赫和斗鸡徒的骄横形象，从而对唐玄宗的腐朽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全诗前八句四句一组，分述“中贵人”与“斗鸡者”之嚣张气焰。
前四句写宦官，起笔“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京城大道之上，大车疾驰而过，尘土扬起，遮蔽天日。开篇即发唱惊挺，构成悬念。第三句“中贵多黄金”，点出原来有如此气势与胆量肆无忌惮飞车疾驰的只不过是一群阉者宦官而已。他们驱车乘马，如入无人之境地，正是因为他们得皇帝之宠，握重金之财。他们依仗手中的权钱财势，敲诈勒索，鱼肉人民，在京城的繁华地带筑起豪华的宅第。第四句“连云开甲宅”，荡开一笔，写他们府第之豪华，更见其荒谬之处。
承四句写斗鸡者。首先直接点出斗鸡者的身份，用“路逢”与上节自然衔接，过渡得天衣无缝，毫不给人以突兀之感。接下来三句一句紧似一句，一步更进一步地描述其势焰薄天的神态。“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这种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任何人见之都会恐惧。所以“行人皆怵惕”。从侧面继续刻画这帮得势小人的丑陋嘴脸。写“中贵”者，由环境至人物，处处烘托；写“斗鸡者”，从人物至神情，层层渲染。以传神之笔墨，叙写小人得意之气势，轻薄夸张之情状，历历在目。
最后两句在描摹无不尽其极之处骤然反跌，带出诗人饱蘸感情的醒世之笔。远古时期，尧帝欲让位给许由，由以此言有污双耳，即以清凉泉水洗之。当今君王耽行乐，哪辨什么奸与宠呢。中贵人与斗鸡者，飞扬跋扈为谁雄？纷纷扰扰的世事背后却是才能与身份的错位，品行与地位的错位。世上已无如许由辈那样的不慕荣利之人，哪里还有人去分辨什么忠奸贤愚。诗人以许由自比，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感叹，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不满。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