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是一首集句词，即全用前人诗句杂缀成词。王安石一生写了不少集句诗，当时人们竟相仿效，成为一种风气。他不仅集句为诗，也集句为词，这也可以说是他的首创，同时的苏轼、黄庭坚，后来的辛弃疾等，皆相效法。集句为词，除了要谙熟前人作品外，还要考虑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但最主要的是在词意上须安排妥帖，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真正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只有如此，集句词才算是一种艺术创作，否则只是一领破衲衣而已。
该词上阕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及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下阕作者自问自答，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这首旨在一“闲”字，表现了作者远离仕宦喧嚣的闲情逸趣。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开首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往昔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官宦居处换成了筑篱为墙，结草作舍的水边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闲人装束取代了过去的冠带蟒服。作者从九重宸阙的丹墀前来到了水边桥畔的垂杨里。对于这种遭际的变化，王安石采取一种安然自适的态度。一个“闲”字渲染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也点出了作者摆脱宦海远离风尘的村野情趣。两句闲雅从容，虽然是从前人诗句中摘录而成，但指事类情，贴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着两句是写景：“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一夕春风来，吹开万紫千红，风光正似去年。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参照唐人的原句“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殷益《看牡丹》），不难觉得作者也包含着与前人相同的感慨。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励志改革的政治家，他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仅仅是时光流逝、老之将至的叹息，更包含着他壮志末酬的忧愁。
下阕“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作者醉洒昼寝，再不必随班上朝参预政事，生活是如此闲逸，但是，酒醒梦回，陪伴他的并不是清风明月，而是风吹云走、月翳半规的昏沉夜色。如果将“新月偃”这一富于象征的景象联系当时新法废除，新派落职，宋哲宗年幼不能理事，太皇人后高氏听政起用旧党的政治局而，认为作者用比兴的手法寓示对国家政局的关怀，恐怕也不是郢书燕说。但是，自己下野的身份，茅舍卜居的环境毕竟是远离了政治中心，他此时的所志所适，也惟有闲逸而已，因此最后二句自然地归结到闲情上：“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作者自问自答，写得含蓄而余韵悠长。王安石寄情黄鹂，不仅要表现在鸟语花香中的闲情逸趣，更是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
在安逸澹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着政治家的襟怀心志，在闲雅流丽的风调里显示着改革家的才性骨力。素洁平易而又含蓄深沉是这首词的基本特色，虽是集句，也体现了王安石词“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慨》）的创作个性。
但是，这首词最值得称道的是集诗句为词这一艺术形式。这是王安石的发明。唐人丰富的诗歌遗产，成了王安石现成的词句，除了第三句取自唐人殷益的《看牡丹》外，其余亦多出自唐诗，第一句用的是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第五句的出处是韩愈的《南溪始泛》：“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第六句来自方械的诗（失题）：“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如此信手拈来，随意驱策，使之协律人乐，变诗为词，确实体现了作者学富才高的创作功力。这首集句词的成功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
这首诗由夜游、昼游及感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六句。按游览的时间顺序说，是昼游在先，夜游在后，而诗中却将夜游部分置于昼游之前。诗的首二句即从日暮写起，言暮时继续行游，至月夜而泛舟江上。次二句写水面如镜，风波不起。上有月光清朗，下有微波荡漾，水天一色，交相辉映，浸淫在一派闲静轻柔的氛围之中。而“沫”、“涉”二字又透出游者的情态，二字以工整的对仗，表现了主人公在江上纵情嬉戏的欢快情趣。五、六两句写夜行所见的奇异景色以应题。这两句以“竦”字描摹巨石的突起耸立之状，以“倒”字形容飞瀑的倾泻直下之势，仿佛石破天惊，蔚成壮观。以上六句，写出了夜游由陆路到水行，最后抵达目的地的全过程，而所见江水的平静和三山两溪的奇崛又情味迥异，生动地再现了景观的不同风神，可谓摇曳生姿。
“亦既穷登陟”以下六句，以倒叙笔法追忆昼游的所见之景。登山眺览，惟见一片莽莽苍苍的景象。“荒蔼”句为总写，概括了幽僻深杳的总体印象；“窥岩”和“披林”两句则分写山高、林密。重岩叠嶂、树林茂密，以至连天日都仿佛被遮蔽不见了。这里是用夸饰的手法极写环境之艰险，以为下文的张本。接下来“阳乌”两句，为记忆中的白昼游程摄下最后一个镜头：行者披着夕阳的余晖，正在幽深的竹林之中穿越而行。这两句中的“尚倾翰”、“未为邅”，与上两句的“不睹景”、“岂见天”似相牴牾，其实一为记实，一为描写，盖因用笔虚实之不同也。这六句从登山写到返程，最后以“阳乌倾翰”回顾照应到诗的首句，遂以“日垂”为契机，把昼游和夜游、山行和水行连成一气。全诗的写景纪游部分以后一段行程的起点发端，以前一段行程的终点收煞，拦腰说起，首尾承接，不仅使整个纪游部分显得神固气完，而且也使诗的章法布置别开生面，颇有奇观意外之妙。
诗的最后六句抒写感受。诗人由此番登陟的亲身经历，联想到巢居穴处的岩栖之难。巢穴的不蔽风雨固然可忧，然而更可忧的，是没有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这里或指诗人的“方外交”昙隆和法流二法师，这两位友人都是“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而作“高栖之游”的。诗人在《山居赋》中曾说：“苦节之僧，明发怀抱。……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意谓：朋友相得之欢，一日胜似一千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相见恨晚，此日如能同游，应该是十分欢欣雀跃。谢灵运在其吟咏石门的篇什中，每多抒写寂寞之感，如“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等。此诗亦然。诗中的感受既是在登山过程中直接触发的，因而诗人将昼游部分移后，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如此才便于使情景相关处连成一体，而避免了将情与景截分两橛的弊病。这种在章法布局上的缜密用意，正是大谢诗惨淡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词处处浓墨重彩，勾勒出美轮美奂的帝京气象，既体现出作者的无限激情，又体现出一个年轻官员志得意满的豪俊之气，客观上也展示了仁宗时期国泰民安的熙熙景象。
上片写元宵节张灯结彩、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当春天重返人间的时候风景哪里最好，词作开篇以设问的形式表达出词人对京城元宵的喜爱之情。接下来，词人以铺叙的笔法具体描述汴京元宵的美丽热闹。“万重”以下二韵五句述元宵张灯结彩的情景，高入云天的彩山，层层叠叠，出神入化，构成了一片崇山峻岭，仿佛把本无山峦的汴京城带进了重峦叠嶂之中，而且是金碧辉煌的仙人之境。数不清的华贵银钮照耀在绛紫色的巨幅帷幕上，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是在仙界还是在人间。绛幕前不时有龙腾虎跃，把汴京的夜晚变成了人与自然、人与天界完全融合的奇幻世界。千万重彩色丝帛搭建成一座座像山岭一样金碧辉煌的彩楼，各式彩灯点缀在红色的帷帐上，还有各式各样的龙形灯、虎形灯，腾挪跳跃，甚是好看。“沙堤”以下几句则述元宵车马。只见长长的道路上，华美的车子来来往往，奔走在王侯贵人们的府第前。
下片写人们的游乐与狂欢。“雍容”以下六句，述热闹场景。人群熙熙攘攘，街市恍如白昼，还有各种表演，有美若天仙般的女子表演歌舞，还有的表演各种神仙府第的故事。在“锦街天陌”，也就是在京城的锦绣街道上，人们衣着华美，襟袖飘香，携手观灯，一路欢歌。“月淡”句，转写自然环境，月色淡下去了，计时的漏声渐稀，天快亮了。此表明元宵狂欢，夜尽欢未尽，虽然天快亮了，但游玩的人并未散去。末句为青年词人心迹的自我表白：在这样纵情欢游之夜，年少狂热的年轻人当尽兴畅饮，不醉不归。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