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中，情歌一类数量很多。它不仅有较高的审美娱乐价值，而且也起到实际的爱情桥梁的作用。在我国西南民间，对歌的风俗自古很盛。刘禹锡谪居巴楚间的诗作中就有这种民俗的描写，这首《踏歌词》就是。踏歌是不用伴奏、踏地以为节拍的徒歌，是民歌的一种唱法。刘禹锡居夔州时创作了《踏歌词四首》，这是第一首。
开篇以景起兴。春江水涨，几乎平堤。尤其在月下，堤面和江面都明晃晃连成一片，更给人水与堤平的感觉。“大堤平”三字，不仅写出江水上涨，大堤平宽，还写出月色的皎洁。就在这样的春江花月夜，堤上走着成队的“女郎”。她们都是生在村野的民间姑娘，是趁月圆之夜“踏歌”来的。她们初来的情态是彼此偎靠连袂而行，既兴奋，又含几分娇羞。一二句写“春江月出”，是暮色；三四句写到“红霞映树”，是拂晓，其间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省略了一些情事。从三句的“唱尽新词”和“欢”等字样看，省去的正是“新词宛转递相传”的对歌的情景。民间对歌，词儿大多是即兴新编，言为心声，所以是“新词”。“欢”则是女方所悦的男子，即对歌的另一方。歌声一起，姑娘们最初的娇羞立即被赶跑了，到后来，新词唱尽，便与所欢相就。所以同组第三首《踏歌词·新词宛转递相传》就写道：“月落乌啼云雨（指男女私情）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在这样美丽的夜晚并非十全十美，有人找到情侣，同时也有人找不到。三四句正是这样一个特写的镜头。它表现的并不是全部的女郎而是其中的某一个。在别人都凭歌声为媒介而会到自己所“欢”的时候，她却是“唱尽新词欢不见”，尝到了失望的滋味。但她仍旧怀着希望，一直等到“红霞映树”的早晨。小伙子最后是否来了，“鹧鸪鸣”声似乎有所暗示。然而终究是个谜，有两种猜法。鹧鸪雄雌和鸣，也许暗示姑娘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但也可以是相反，这双双鸟儿和鸣之声反衬出她的烦恼。不光这结尾有些扑朔迷离，第三句省略的主词也有解作女郎全体的。从而这就成了一个很离奇的夜晚——小伙子们都没有来，姑娘们都有些不堪。总之，由于使用了省略和暗示的语言，使得此诗意境灵活，不易确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诗写出了妙龄中的女郎对爱情失望而有所期待的心情。
此文由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在仪征县发生的一场火灾生发，先交待了这场火灾的时间、地环境和严重后果，再极力渲染火灾的场面，然后具体地描写了盐船起火后盐民死难的悲惨景象，最后写死者的无辜及其亲人的祭奠。全文摆脱了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结构上紧扣“'哀”字，细节描写上生动逼真，抒情上往往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悲哀与同情，真切感人。
首先，在结构上，作者采用层层深入、步步推进的手法。不断变换审视角度，通过生动地描绘景象，抒发情感，把哀愤之情逐步深化，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第一段是全篇总冒，交待了惨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和结果，其中特别提到“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并且是“一夕并命，郁为枯腊”。这样突然的变故和悲惨的结果，骇人听闻。全文起手就显得突兀不凡，虽简洁明了，但一股悲愤之情，却直透人心肺。第二段转入正面描写整个大火场面，极力渲染悲惨气氛。一开始，先写出隆冬寒冷、江中风大这阴森可怖的环境，为大火的突发和猛烈设下伏笔。接着写大火发生，先是“星星如血”，紧接着是“百舫尽赤”，然后是船民奔走狂呼，而后是烟消火灭，“齐千命于一瞬，指人世以长诀”，最后是“衣缯败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于海不绝”，用浓墨重彩。次第写出了大火发生的经过，展示了整个火灾的生动场面，而哀愤之情激荡于字里行间，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是大笔勾勒、宏观把握，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第三段又转换笔触，集中描写船民奔走逃生的情景和被淹死、烧死的惨状，是具体描写、微观透视。作者写了船民的仗义互救，也写了他们的奋力逃生，然而这一切都敌不过无情的大火和滚滚波涛，“乃同归于死地”，尸体奇形怪状，无辜的船民死不瞑目。这些伤心惨目的描写，字字句句浸透着作者的血泪，更深一层地打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第四段更进一步写死者的无辜和亲人的祭奠。那“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堕天昏，凄凄鬼语。守哭迍邅，心期冥遇”的惨景，几乎令人心绝。经过层层描写，不断渲染烘托，悲哀之情到此达到顶点，整篇文章产生出感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全文各段，整体看来显得大开大合，上段末顺势收束，而下段又掉换笔锋，推宕开去，看起来似乎是另起端绪，实际上是亦宕亦接，若断还连，步步引进，不断深化，使文章具有浩浩荡荡的宏大气势。这种结构上的错落有致，独辟蹊径，把悲哀之情表现得极为浓郁，极为深沉，令人感动不已。
其次，在细节描写上，细如毫发，生动逼真。为了表达对船民的满腔同情之心，细节描写即大多集中在船民身上。第二段中以“群饱方嬉，歌咢宴食。死气交缠，视面惟墨”写火灾发生前夕的船民，前两句表现平和安居生活，十分生动形象，是对以后描写大火的反衬；后面两句又给这种暂时的平和生活蒙上阴影，预兆灾祸之将来，倍觉凄切。以“跳踯火中，明见毛发。痛謈田田，狂呼气竭。转侧张皇，生涂未绝”写火灾发生时船民在火中的情形，把船民在大火中仓皇奔窜、痛苦呼号、奋力挣扎的动作、声音和神态表现得极为生动、准确而又细致，绘声绘色，历历如在眼前，使人怵目惊心。写死难船民的尸体，更加惨不忍睹：“出寒流以浃辰，目睊睊而犹视。知天属之来抚，慭流血以盈眦。诉强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剥支离，漫漶莫别。圜者如圈，破者如玦。积埃填窍，攦指失节。”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详细描写尸体的形状，深刻地展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的惨况，让人们如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了这些船民的不幸遭遇，对这场灾难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从而产生出对受难者的无限哀痛和同情。这些细节刻画既对大笔勾勒作了补充，又对表现全篇主题起了深化的作用。
再次，在情感抒发上，作者往往直抒胸臆，反复写出自己悲哀的叹息之声和愤怒的抗争之意，把感情表达得荡气回肠。第一段末尾，作者在刚刚点出这场悲剧后，就情不自禁地喊出：“烈烈厄运，可不悲邪！”悲怆之情，震荡心魄。到第四段，作者的情感几经酝酿，愈加浓烈，不断地发出悲声：“呜呼哀哉！”、“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悲夫！”直到最后，作者的同情之心上升到极点，心情也更加沉痛，终于爆发般地呼喊出：“人逢其凶也邪？天降其酷也邪？夫何为而至于此极哉！”可谓字字凝血，句句含泪，把一个“哀”字表现得人木三分，使读者的心灵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震动。
最后，此文是一篇骈文却摆脱了骈文“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主义倾向，没有因用典、对偶等方面的限制，而形成板重和呆滞的缺点；相反，作者能举重若轻，控纵自如，把典故、词语化解在对场面、人物的具体描写中，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十分真切动人。
元稹有诗云：“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偷巧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诗将薛涛比卓文君，然而就知名度与实际才学而言，薛涛实在文君之上。
王建这首寄赠之作，在众多献殷勤的赞美诗中，算是出色的一首。薛涛在成都居住，于城郊百花潭有别宅。“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里原是诗圣杜甫居住过的地方。“万里桥边女校书”，开门见山，尊呼薛涛的身份，又点明地望，起笔庄重。据载，薛涛居蜀时好种菖蒲，此物难得开花结实。有时开花，则被古人视为一种祥瑞，如五色云，故元稹诗有“菖蒲花发五云高”之句。后居碧鸡坊，又别种枇杷。“枇杷花里闭门居”一句，意象清丽可人，人们可以通过杜鹃花开的情景来想象枇杷花开的繁盛美丽。女校书端居其中，飘飘然当俨若仙子。“闭门居”三字，不仅有雅静之韵，且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意味，与后二句紧密关联。
如果说前两句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已暗寓赞美之意，则后两句便是极其热情的颂扬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扫眉才子”即活用张敞为妻画眉典故，那些从古以来的女才子们在诗中作为女主人公的陪衬。其实不仅是女才子比不上薛涛，当时倾慕薛涛的才子很多，到了所谓“个个公卿欲梦刀”的地步，这些男士们的才情，很少能超出薛涛。“管领春风总不如”，即元稹“纷纷词客多停笔”之意。这个评价看似溢美之辞，但也不全是恭维。薛涛不仅工诗，且擅书法，“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法。”因此，又以巧手慧心，发明了“薛涛笺”，韦庄有诗赞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在巴蜀文化史上，留下了一页佳话。
该曲共分三层，“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为第一层，化用唐刘禹锡诗句，感叹艺苑的英才已纷纷过世，入于《录鬼簿》中，江山依旧，岁月悠悠，令人无限伤感。开头就从一个“想”字说起，劈面而来，在让人感到突兀之余，也让人感到凝重，让人觉得这支曲子不是游戏之作，对《录鬼簿》的评价是严肃可信的。紧接着，推出了空间意象“满目江山”和时间意象“日月如梭”。缅怀古人的情思与时空意象的组合、交织，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特定时空意义，表达了涵盖古今的人生感慨：江山长存，岁月无情，人生与之相比，真如白驹过隙，何其短暂。这两个意象的出现，使首句染上了更为苍凉的色调，令人低回不已。
紧接三句“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为第二层，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繁华富贵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人世沧桑，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而且与之相伴的也往往是“坎坷”和“蹉跎”，它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前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连同他们的文治武功，都已经成了樵唱渔歌的材料，历史上的功臣名将到而今都已成了地下的一抔黄土。即是说生死富贵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对富贵的否定也就衬托了对《录鬼簿》的褒扬，肯定了这部为缅怀故人、为曲坛名公才人立传的著作是万古不朽的，他的价值是超越千古的。
最后四句“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为第三层，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者认为人生价值体现于文学事业之中，把文学事业提到了超乎生死、跨越时空的高度。重视文学事业，这是中国典型的文人意识，但这种观点并未越出儒家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传统功利观念的框框。作者则不然，他此曲为《录鬼簿》题词，缅怀的是被正统文人鄙视的艺人才士，肯定的是被摒于正统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张扬的是具有反传统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蔑视“已死之鬼”，赞颂“不死之鬼”，这就是本文作者与《录鬼簿》作者共同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