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饮酒诗,也是一首哲理诗。诗题为“连雨独饮”,点出了诗人饮酒的环境,连日阴雨的天气,诗人独自闲居饮酒,不无孤寂之感、沉思之想。开篇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人生于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终究会有一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这句话虽然劈空而至,却是诗人40岁以来经常缠扰心头、流露笔端的话题。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文人诗歌中不断重复着“生年不满百”的哀叹。陶渊明则将人的自然运数,融入天地万物的运化之中,置于自古如此的广阔视野里,从而以理智、达观的笔调来谈论人生必有死的自然现象了。
在“运生会归尽”的前提下,诗人进一步思索了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道教宣扬服食成仙说,企图人为地延长人生的年限。这在魏晋以来,曾经引起一些名士“吃药”养生的兴趣。但是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也使一些身处险境、朝不保夕的文人看透了神仙之说的虚妄。曹植就感叹过:“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赠白马王彪》)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有过“帝乡不可期”的省悟文辞。所以接下两句诗就是针对着道教神仙之说提出了反诘:“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开篇四句诗不过是谈人生必有一死,神仙不可相信,由此转向了饮酒:“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一种不求长生,但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也从否定神仙存在转向饮酒,却自有新意。“乃言饮得仙”中的“乃”字,顺承前面“松乔”两句,又形成语意的转折。那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竟然说饮酒能够成仙。于是诗人先“试酌”一杯,果然觉得各种各样牵累人生的情欲,纷纷远离自己而去了;再乘兴连饮几杯,忽然觉得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故老”所谓“饮得仙”的美妙境界吧!
然而,“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一个“天”字锁接前句,又以问句作转折。继而以“任真无所先”作答。任真,可以说是一种心境,就是诗人借助饮酒的刺激体验到的“百情远”的境界。这句诗的潜在意思是,人与万物都是受气于天地而生的,只是人有“百情”。如果人能忘情忘我,也就达到了与物为一、与自然运化为一体的境界,而不会感到与天地远隔,或幻想着超越自然运化的规律去求神仙了。这就是任真,也就是任天。当然这种心境只是短暂的,“忽忘天”的“忽”字,便点出了这是一时间的感受。任真,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指顺应人自身运化的规律。陶渊明并不主张终日饮酒以忘忧,他认为“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形影神·神释》)他只希望“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过一种简朴自然的生活。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这两句仍用仙人王子乔的典故。据《列仙传》,王子乔就是“乘白鹤”升天而去的。云鹤有神奇的羽翼,可以高飞远去,又能很快飞回来。但是陶渊明并不相信有神仙,也不作乘鹤远游的诗意幻想,而自有独异的地方:“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我独自抱定了任真的信念,勉力而为,已经四十年了。这表达了诗人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表现了诗人孤高耿介的个性人格。
结尾两句总挽全篇:“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所谓“化”,指自然物质的变化,出自于《庄子·至乐篇》所言:“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全诗正是从观察“运生会归尽”而推演到了观察自我形骸的变化。“心在”,指诗人四十多年来始终抱守的任真之心。这两句诗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所言“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意思相同。任凭形体依照自然规律而逐渐变化,直至化尽,我已经抱定了任真的信念,还有什么忧虑可言呢?这两句诗也可以看作《形影神·神释》中结语的缩写:“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依此而看,陶渊明的自然迁化说,并不同于《庄子》以生为累,以死为解脱的虚无厌世说。
总观全诗,以“运生会归尽”开端,感慨极深,继而谈饮酒的体验,又将“百情”抛远,结尾点出“形骸久已化”,似乎有所触发,却以“心在复何言”一语收住了。全诗对触发诗人感慨生死的具体情由,始终含而不露,却发人深省、余味无穷。全诗重在议论哲理、自我解脱,几次使用问句,造成语意转折,语气变化,又能前后映衬,扣紧开端的论题。这都显示了陶渊明哲理诗的特色。诗人谈论生死以及乘化归尽的人生态度,实在是蕴积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也表现了诗人在厌倦了伪巧黑暗的社会现实后,在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中,始终独守任真之心,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
《长相思》为万俟咏写行旅之作,上片点明时序和地点,下片含蓄表达行人的愁思。通篇萧疏冷落,情在言外。这首词全词围绕着词人于秋季雨后登亭的所见所闻,秋季雨后的凄凉孤寂的氛围,烘托出作者的思乡之情。
上片起首两句,写山驿望中所见,兼含旅思。两个短句,从时、空两方面着笔,而想象纵横驰骋,其感情色彩增强而意境加厚。第三句客观写景:“楼外凉蟾一晕生。”这句话写到小楼在月影下独立,月影映衬着小楼,词人将深秋月夜描述犹如画一样。用“蟾”而不用“月”、“兔”字,不仅平仄妥贴,而且因为蟾蜍这种动物喜欢潮湿而体表是冷的,更能表现出“凉”意,“凉”字又暗示了行人触景所生的感情感情。黄蓼园说此句“仍带古今情之意”,可谓善于体会。“晕”是“雨馀”景象,又是风起的征兆,此句近启“雨余秋更清”一句,远兴“几叶秋声”一句。
下片仍是写驿楼上的所见所闻,思乡的客愁表现得更强烈。过片“暮山平”两句,扣住“山驿”的“山”字,描写日暮黄昏时的山中景象。太阳渐渐西沉,暮云合拢。远远望去,群山模糊一片,山中的暝色越来越深了。云空阔而单调,使得整首词读后给人萧瑟之感。大笔地涂抹,景象开阔而沉郁,浓重的暮色有力地烘染着游子的乡愁。“几叶秋声和雁声”,则由视觉而听觉。所见既已如此,所闻更使心惊。风吹叶落,秋声萧瑟,再加上南归大雁的鸣叫,此情此景,真让人难以承受。因而词人不禁呼出“行人不要听”,把深浓的乡思推向高潮。水到渠成,收合自然。
从诗中所写景物表现出来的新鲜感看来,似为他初贬岭南时所作。开头四句,点题中的“早发”,交代了时间是在“春”、“晓”,并以晨空特有的“宿云”、“残月”极力渲染早发时的景象。这里用以借指从始兴县的江口地方至虚氏村途中经过的高山峻岭。从诗题看,当时诗人已经抵达虚氏村,村子离动身地点江口在一日行程之内,距离广州尚有数百里之遥,是无法望见越王台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一样,上承齐梁余绪,讲究词采声律,从“宿云”二句的铺张笔法中,也可想见其“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本传)的诗风。
从“薜荔摇青气”开始的六句极写赏心悦目的南国景色,铺排有序,很见功力。前三句写树,错落有致,句中用一个富有动感并充满了生命力的“摇”字,生动地描画出了枝叶攀腾、扶摇直上与青气郁勃、无以自守的情态。在上三句中,诗人用笔由视觉而到嗅觉,“石响”句更进而写到听觉,由泉水奔泻的“石响”又转而看到回环流转的细泉。“抱叶”二句转写动物,这就使画面更充满活力,线条、色彩、音响以至整个情调更其动人了。
最后六句指诗人前面的铺排绘景是为了后面的写情抒怀。“南中”句使全诗的感情为之一顿,承上启下。“南中可悦”四字总括前面写景的笔墨,在文势上,这两句稍作顿挫,用以托住“南中”二句陡然急转之势,并暗示官场的荣辱无常,增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末两句的感情直承“鬒发”二句,并与“北思”二字相呼应。诗人直抒胸臆道:何时能走向返回故乡的路呢?“行剪故园莱”,与谢朓“去剪北山莱”、王绩的“去剪故园莱”同义,都是要归隐田园的意思。从文势上来说,最后六句浑然一体,同时又有内在的节奏。比之于水势,“南中”二句似高江急峡,大起大落,“鬒发”二句江面渐宽,水势渐缓,至末两句化成一片汪洋,隐入无边的平芜之中。
这首诗用词的艳丽雕琢与结构艺术的高妙,可以使我们对宋之问诗风略解一二。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所抒之情越发显得真挚深切。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的价值倒不在于诗人抒发了何种思想感情,而在于诗中对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绘。诗人笔下的树木、禽鸟、泉石所构成的统一画面是南国所特有的,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渗透着诗人初见时所特有的新鲜感。特定的情与特有的景相统一,使这首诗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词采取由远而近的写法,从天空景象和季节入手。“星河明淡”二句,上句写夜空,下句写季节。上元之夜,明月正圆,故“星河”(银河)显得明淡。此时春虽至,但余寒犹存,时有反复,故春意忽深忽浅。这二句写出了元夕的自然季候特征。
“红莲”这一句转入写灯,这一句“开”字从莲花自身生出,花与灯两种意思相关,这种手法写给人以快乐的美感。
“禁街行乐”二句,写京城观灯者之众,场面之热闹。元宵夜,老百姓几乎全部走到街头,去行乐看热闹,以致于弄得到处灰尘滚滚;而仕女们的兰麝细香,却不时扑入鼻中,使人欲醉。“暗尘香拂面”句,兼从苏味道诗与周邦彦词化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云:“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周邦彦《解语花·上元》词云:“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作者把苏诗与周词意思糅为一句,这样一来加大了句子的容量,也正因如此词意的酣畅则有所逊色。“城月随人近远”句,即化自苏诗的“明月逐人来”。此时作者把视线移向天上,只见一轮城月,似多情的伴侣,“随人近远”。明月随人这种现象,常人亦有所感觉,但经作者灌入主观感情,饰以新巧之笔,便见不凡。苏东坡读到这句时曾说:“好个‘城月随人近远’!”大概就是欣赏它笔意之妙。它与上句“暗尘香拂面”结合起来,写出兼有人间天上之美的元夕之夜。上片用此句结束,使词境有所开拓、对比,确是成功的一笔。
下片又笔锋一转写灯节的热闹。而笔墨着重于描写君王的游赏。“天半鳌山”三句,旨写皇帝坐御楼上看灯。譬如《东晋梦华录》载:“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东京梦华录》“大内”一节云:“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镌楼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皇帝坐楼上看到,鳌山上千万盏的彩灯,璀璨辉煌,使他感到十分悦目赏心,故曰“光动凤楼两观”。宋代皇帝一般是垂下帘子来观灯的,例如《东京梦华录》又云:“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东风静、朱帘不卷”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有了“东风静”三字,则自然与人事相交融的境界全部体现出来了。
“玉辇将归”三句,写皇帝御驾回宫。《东京梦华录》又云:“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返内矣。”这时候,楼上乐队高声吹奏管弦。鼎沸乐声,仿佛从云外传来。这就是“玉辇将归,云外闻弦管”的意思。“认得宫花影转”,这句话是说臣僚跟着皇帝回去。正像《东京梦华录》“驾回仪卫”节说:“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马,悉赐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皇帝回宫时,臣僚们帽上簪着宫花,因而彩灯映照下,花影也就跟着转动了。这样写臣僚跟着归去,是很生动的。此风至南宋犹存。
观灯一事自古就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情怀温柔,将元宵盛景.化繁为简,从细微之处见盛大。写星河,写莲灯,写禁街,写尘埃,写明月:只是一些常见的事物,却写得氰氲烟生,颇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