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帝王幽居深宫,生存环境优越,肆虐的狂风进了高城深宫,早已化为清凉治病的和风;而生活在穷巷贫窟的庶民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防护实施,狂风肆意侵凌,无奈的遭受着风的凄苦。正如文中指出“枳勾来巢,空穴来风,所托者然也,则风气也殊焉。”因为生存条件的不同,所以对风的感受也就不同,风带给帝王的是享受,带给贫民的是灾难。不管宋玉是插科打诨,逗帝王开心,还是暗藏讽谏,风带给不同条件的人的祸福感受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从开头到“臣闻於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为第一段。这段通过引起“雄风”和“雌风”论辩的背景,提出风气带给人不同感受的论点。
第二段论述了风的形成、起源以及由弱到强、由强衰弱直至进入深宫化为清风四处飘散吸取万物精华而后带给帝王享受的过程。肆虐的狂风在入城前飘散为清风乘越高墙入於深宫,摇动华叶,徘徊香木之间,寻取其幽香;临池采芙蓉芳香;出水掠蕙草浓香;劈开秦衡,摆动新夷掠取清香,景开荑杨收取嫩香,然后带着五香的新鲜徜徉中庭,北上玉宫,又通过层层帷幕进入深宫。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像是描写一个殷情而又谨慎的君王侍臣,小心的调制着君王需求的和风。这里对风的描写暗喻了帝王贪欲的神圣特权,以及臣民伺候帝王的恭敬与虔诚。帝王得到的不像是自然的风,而是精心调制的服务。这风带给帝王的享受,好像是一付神药,这种轻松与愉悦像是病愈酒醒,耳聪目明,舒服至极,使得帝王不由的感叹“好痛快!”这就是帝王享受的雄风。这也是对帝王的生活侧面写照,揭示了帝王生活的奢求与贪欲。
第三段论述了庶人的风。突然起於闭塞的巷道中,扬起沙尘,像愤怒的冤魂恶鬼叫嚣着冲孔袭门。光这来势,就让人感觉这风对于贫民不怀好意的侵犯是何等的嚣张可怕啊!继而卷起沙粒,吹起死灰,搅起污秽肮脏的垃圾,扬起腐臭的气味,斜插进破瓮做的窗户,直冲茅庐。这阴风在贫窟里肆意妄为,使得贫民头昏胸闷,伤心劳神,疲软无力,继而发烧生病,吹到嘴上生口疮,吹到眼上害红眼病,进而嘴巴抽搐吮动,咿呀叫喊,说不出话来,得了中风病。这就是庶人的雌风。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深切感受的庶民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庶民生存的艰难与痛苦。
通过帝王的雄风与贫民的雌风,我们深切感受到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生命是如此的不平等。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权的肆意践踏。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造成雄风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享受,而雌风带来的是欲哭无泪的灾殃。
第一首叙离别之感受。首二句极写自己之贫困与狼狈,在洛阳郊外作别,无俎豆陈列以相送,所乘之马既瘦又老,自感惭愧。后六句遥想小弟离别后的情景。先想象小弟过香炉峰时,身影落在鄱阳湖里,怀念小弟之情,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其次想象小弟泊舟石镜峰的景况和心绪,长船雁云而停泊,四顾凄迷,又当石镜秋凉之夜,倍感孤寂。小弟值此情境,岂能不动乡情。无处倾诉,只能对月悲啼。
第二首言兄弟之情。此诗平仄交叉用韵,分成四段,结构齐整,层次井然。首四句写“别”,送别处的柳枝,挡住马头,道边的官槐发芽如兔目,此时此地将作千里之别,犹弟持此以易斗粟,也就是《左传》所谓“餬口四方”的意思。兄长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弟弟年幼而远行谋生,真可悲伤,所以措辞很沉痛。次四句写“母心”,叙说老母思念、牵挂二子。二子一南一北,离家远行,故曰“脉断”。老母心里像悬挂着春线,牵挂两地。老母居室的树影,随月光转移,梦里见到江西的小儿。再次四句写“我”,兄长已经二十多岁,颇有髭须,辞家三年到京城任职,“索米王门”,却辞官而归,事业无成。最后四句写“忆”,承上文而来,既然一事无成,所以家庭冷落,荒沟积水,水光如刀,庭前老柳,已被蛀空。诗思又由眼前景转向远方“江干”,遥忆“江干幼客”小弟,年幼独自外出,令人忧虑挂念。这时忽然听到野外呼呼的风声,如人悲号,更令人感到无限悲伤。
这两首诗集中地表现出李贺与其弟离别的悲伤以及兄弟之间真切的情谊,同时也反映了中唐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全诗感情真挚,情趣深永。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