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体文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秀为怀念故友嵇康和吕安所作。此赋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字里行间直陈直叙，除了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外，对当时黑暗政治难以明言的悲愤也流露其中。可谓情真语切，悲愤交加，寓情与景，寄意遥深。
“序言”写向秀自己经过旧庐时闻邻人笛音，不禁忆起嵇康之死及其死前弹琴的模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人弹之”，当时，亡友嵇康看看日影，临刑将到，便索琴弹了一曲只有他自己会弹的《广陵散》。其“远人疏”的从容气度，对临刑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对屠杀者极度藐视的神情，活灵活现，如在目前。据《晋书》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所以说，《广陵散》是嵇康“临当就命” 索琴人弹出的绝响，是嵇康最后思想的凝结，也是我们了解嵇康生命意识的关键。有人说，嵇康“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罗宗强语），因为，琴声对于嵇康来说，曾经凝聚着“乘云气，御飞龙，人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神仙情结。有了这样的心态，嵇康不会去顾及人生之途上到底有多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哪怕“寄余命于寸阴”，也不忘去弹奏“感天地以致和”的音乐，让琴声超越人生困境的诗性境界，去创化一种本然，去拓展一种空谷传响、长啸久绝。作者这样写嵇康惨遭杀害时戏剧性的动人表现，目的是歌颂亡友的德才和风度。
“主文”虚实相间，借景抒情，凄楚悲怆，涵咏不尽。“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此处用“济”、“经”、“瞻”、“息”、“践”、“历”等动词，一方面把作者自己的举步维艰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又是通过特定时间的特定景物移情抒怀。鲁迅说，向秀写《思旧赋》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向秀绕一大段远路到山阳去，是为了凭吊昔日好友，人凭吊又是为了告别。这是因为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人当年，他与嵇康曾沿着这条路，往返于山阳与洛阳，寒风凛冽，往事如烟……如今好朋友嵇康曾经存在的地方，已物是人非。“叹《黍离》”、“悲《麦秀》”、“栋宇存”人“形神逝”。 故居、情景仍然是日落、音声如昔，但自嵇康死后，他的妻儿已迁居他乡，此处只留下了一座空宅。虽然栋宇还没有毁坏，人主人已经形神俱逝。远远望去，犹如荒冢一样凄凉。这些现实与往事，无不勾起向秀的极大伤感。此刻，向秀想起历史上李斯被腰斩的冤案：李斯临刑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对儿子关于黄犬的一段临别谈话，读之令人鼻酸，这是血泪的怨愤控诉。向秀用此隐喻和类比，为嵇康鸣不平，故又忆及“顾日影人弹琴”之事。忽然，远处传来了嘹亮人断续的笛声，原来是陌生的邻人吹起了一首伤感的曲子，在这寒冷的黄昏，更是沁人肺腑的凄凉。于是，“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人复寻”。与开头“序”中描写的嵇康的身影与音乐联系在一起遥相呼应，同时也形成了情景交融的移情手法。鲁迅曾经说过：“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人，现在我懂了。”原来，“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心境多么与之相似。有人也曾评说，“向秀作思旧赋，家国万端，生机变乱，不可胜说。然人郁结者，欲说还休，休又难止”。也许这就是抒情小赋动人心弦之处——“短歌微言不能长”（曹丕《燕歌行》）最好的诠释吧 。
在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也有应用“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总之，《思旧赋》以含蓄的笔法，表述对友人的深情厚意。用简短的笔墨，隐晦曲折的表达自己哀伤激愤之情。尤其是“山阳邻笛”的典故，哀怨愤懑，情辞隽远，已经成为后世文学审美的意象之一。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此诗是以小伙子为第一人称口吻写的，姑娘是子仲家的女儿。开篇就交代了男女欢聚的场所：陈国的郊野有一大片高平的土地，那里种着密密的白榆、柞树。这既是地点实写，也是交代春天胜景。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光，美好的地点，一群美丽的人儿，做着美妙的事情：子仲家的姣好少女，跳着飘逸优美的舞蹈。春天来了，少男少女的春天来了，他们以曼妙的舞姿吸引着对方多情的目光。
这里说的美妙的时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特别时间“榖旦”。对这一词汇的理解不仅可以帮助读者顺利解读此诗，而且还有助于读者了解久已隐去的古风及其原始含义，从而认识某些节庆的起源以及少数民族中至今尚存的某些特殊节日及其节日风俗。同样，诗的地点“南方之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场所。
“榖旦于差，南方之原。”“榖旦”，《毛传》云：“榖，善也。”郑笺云：“旦，明。于，日。差，择也。朝日善明，日相择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榖旦，犹言良辰也。”朱熹《诗集传》云：“差择善旦以会于南方之原。”“南方之原”，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解曰：“谓南方高平之原。”
良辰吉日是祭祀狂欢日。上古的祭祀狂欢日有多种。比如农耕社会中作为时历标准并祈祷丰收的火把节、腊日节等远古年节；祭祀生殖神并乞求部族繁衍旺盛的上巳节等各种祭祀日。不同主题的祭祀狂欢日有不同的祭祀和狂欢内容，比如驱傩、寒食、男女短期的恢复自由性交等。据朱熹《诗集传》，陈国“好乐巫觋歌舞之事”，陈国的古风可以说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因此就有这样的“榖旦”。
前人曾经常指责所谓的“郑卫之风”，认为它们“淫”。其实所谓的“淫”无非是指这些“风”热情奔放，是男女欢歌狂舞的音乐。实际上，这又何止郑风、卫风。陈风从诗文内容上看就是非常“淫”的。《汉书·地理志》说：“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就此诗而言，其内容是关于男女情爱的，可以推断，这一“榖旦”是用来祭祀生殖神以乞求繁衍旺盛的祭祀狂欢日。
诗人所写的“如荍”的女子就是第一章的“子仲之子”，也就是第二章“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的人，这人就是诗中主人公爱慕的对象。
这首诗写得很美。在城东门外的白榆树下，在宛丘的柞树林边。在某一美妙的好时光，小伙姑娘便去那里幽会谈情，姑娘舞姿翩翩，小伙情歌宛转。幸福的爱情之花含苞而放。在小伙眼睛里，姑娘美如荆葵花；在姑娘心目中，小伙是她的希望和理想，要送他一束花椒以表白感情。
该词上片用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词意，咏叹西湖的繁华秀丽，从而过渡到慨叹南宋王朝一百多年妥协屈辱的历史。开头两句从宋仁宗的诗句脱化而来，由杭州在中国东南部的历史地位，引出与杭州紧密相关的西湖的“多佳丽”。大处落笔扣题，很有气势。接着围绕“多佳丽”、“临堤台榭”六句作了具体的描绘。首先以建筑的壮观，游船的美丽，游人的欢歌笑语写人游之乐，展示出一派繁华景象；其次以荷花面积之广，桂花香味之浓，四周群山之青翠来突出湖山景色之美。人为的与自然界的景物相结合和映村，极富地方特色地描绘出西湖的热闹景象和诱人的风光，真是名不虚传的游览胜地。以此为衬笔，引出下文的感慨之辞。虽然优美的湖光山色可供人游赏，使人快乐，感情受到陶冶，却又带来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使百年南渡”四句，以“使”字领承上文，从其因果关系中，写出无数英雄豪杰沉溺在这种繁华、“佳丽”的欢乐之中，意志消沉，不图奋进，平生的豪情壮志，早已消磨在享乐之中，最后导致被元人灭亡的悲惨结局。这种倒退的历史现象，该是多么令人沉痛。作者借咏西湖风光，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总结出一条南宋亡国的历史教训。这激起人们的深思，也表达作者对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愤恨。
换头两句由怀古转入伤今。作者面对亡国现实，用“可惜”二字领起，显得心情更为悲痛。接着用反诘语调提出“藉何人雪当年耻”，希望能有人出来扭转乾坤。下文“登临形胜”三句，一方面将上片的怀古与下片的伤今联成一气；另一方面又用“发挥英气”将感伤古今陡然煞住，为后面拓展新的词境留下余地。作者面对西湖奇景忽发奇想，“力士推山”三句便表达他的强烈愿望。过去西湖被称作“销金锅”，达官贵人和地主豪绅在此寻欢作乐，把美丽的西湖搞得乌烟气。因此作者热烈期望能有オ人出来“推山”、“移水”，铲除这块土地上集聚的罪恶，把它改造成农桑之地为群众造福。此用浪漫主义手法，寄希望于力士神和天吴海神能为现实服务，把热烈的追求变成超现实的神力，充分表达作者对高尚理想的向往之情。不仅如此，在结尾三句又遥应“藉何人雪当年耻”再作一设想，将满腔悲愤化为大自然的伟力。还要借钱塘江潮荡涤污浊，用潮水洗尽岳飞的冤屈泪，彻底为岳飞报仇雪耻。表现出他对真正抗金的民族英雄的崇敬，也希望岳飞式的英雄出来报国雪耻；而对那些忘却平生志的“一时豪杰”，又是鲜明的对照和嘲讽。在此，作者爱谁、恨谁，颂扬什么、抨击什么，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充分体现了他的正义感。以上六句写得气势磅礴，激荡人心，也深刻地揭示了主题，是全词的精华所在。
全词由怀古到伤今，由现实到幻想，层层推进，最后露出精华部分，以幻想点题，用心良苦，立意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