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直写精舍的“静”正合于自已“寂寥心”。颔联以松杉森然排列与雨雪夜深进一步写山寺之悄无人烟与深静。颈联以僧人入眠和磬声低沉的以动写静之手法渲染静穆。尾联进一步表示虽然不一定长居于此，但明天还要进一步登上双峰胜境。这首诗虽然微有禅味，却因平易流畅，不事雕饰，而诗味更浓。
首联点题，并抒感。文兆是僧人，一路游方；又是诗人，故又贪于观赏景色，待他来到西山之时，早已夜色苍茫了，便乘兴歇宿在西山精舍中。一入精舍，他的最强烈的感觉，便是“静”。佛家本以“清静”为本，因此他随即感到，此处的静寂，与他自己的“寂寥心”正相符。首联两句，已含蕴着他对西山精舍的好感。
这里称心宜人，他便不忙着就寝，而是先走出户外，准备各处走走，好好领略一番。中间两联便具体描写这个“静”境。
颔联由视觉角度描写：他独自一人，慢慢在精舍内的一条小路上散步，看到老松、老杉森然排列在路的两旁；时已三更，除他而外，寂无一人，唯见天空之中，雪花裹着雨丝，纷纷扬扬，向人脸上飘来。四周万籁俱寂，便是连那松杉之“老”与雨雪之“深”，也透发着不尽的“静”意。
颈联自听觉角度描写：他又从小路尽头折了回来，徘徊在户外。此时，草堂之中，僧人们早已入眠了，唯有云阁那边，隐隐传来低沉的磬声。更深人静，兼风雪之夜，故说磬声“沉”；低沉的磬声尚能传入他的耳鼓，益发衬出精舍之静。
这种幽静境界，使他歆羡不已，便想长栖于此，从此不归。诗人继而想到自己是游方僧，四海为家，不能不归，因而尾联便道：“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作为一个僧人，固然未能久栖于此，但作为一个诗人，他听说西山精舍外双峰奇绝，便要待天亮时饱览一番。
这首五律首写“静”感，中间展开，具体写“静”，尾联先呼应开头，写诗人爱其地却欲栖未遂，再宕开一笔，预作天亮时的打算，意脉相连而又开阖自如。另外，这首僧人之诗，虽然微有禅味，却因平易流畅，不事雕饰，而诗味更浓。
这是黄镇成游历浙江东阳时写的一首诗，一方面，作者用心观察途中美景，以轻快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如诗如画的山中景色，另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山谷有淡淡云烟，待穿过林子，日已西斜，溪边岸崩路塌，只有迂回而过，这时已是秋天，树叶渐少，才看到前面人家，水碓（dui）在转，溪沙上有一条木桥，再往前走，就看到乌桕，看上去就好像梅花一样。
作者的这首诗，描写的山景，似乎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差不多，先林后村，过后是花，这野碓，山桥，更显出与世隔绝之境。
黄镇成一生不追逐名利，隐居不仕，好游山水，此诗的意境，淡泊而悠闲，这正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而“早梅花”一句，作者以梅花自比，独显其傲骨。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是讲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不分大小，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多寡，财富不分贫富，大伙儿一律平等，以礼相待，、以诚相待。这应当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咱们现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也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吗？
这个原则也可以扩大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人不分男女老幼，黑白胖瘦，身份地位，权力大小，名气高低，大伙一律平等，人人享有受人尊重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的义务。相待以诚，相待以礼，相敬如宾，相互尊重，是起码的做人准则。上天没有赋予谁有特权可产藐视他人、愚弄他人、傲慢无礼、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视他人为草芥。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上天赋予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并没有对某某人另眼相看。四海之内，普天之下，大伙都同样头顶一片蓝天，同样脚踏一方土地，生来是人，死了变鬼，没有谁更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