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词综》作于真人词。玉蟾先生《诗余》作葛长庚词。《全宋词》“无名氏目”录此题,全文见《词综·卷二十四》。
这首词的主旨在于表现暮春时节落拓无依的羁旅之愁。上片浓艳,下片疏淡。
“绿暗红稀”正是李清照《如梦令》中之“绿肥红瘦”,意味着绿叶成荫,而百花凋落。从“绿”、“红”二字见色彩之艳丽,而“暗”、“稀”二字,却又给人以迟暮之感,全篇感情基调已由这四字定下,以下乐景,哀景亦由此发端。“春已暮”点明时节。“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句,画感鲜明,形象优美,洋溢着生活气息,有如春的赞歌,这里写的是乐景、“柳絮欲停风不飞”句,仍写暮春之景,却使人在情绪上顿觉跌落。柳絮不能自主浮沉,因风而飘泊不定,让人联想起游子之飘泊无依的情状来,这正是句中景物的寓意。下句“杜鹃声里山无数”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渲染悲凉气氛。“山无数”自是“乱山深处”。杜鹃一声接着一声,使人倍觉悲摧,应是哀景。词的上片就是这样通过对暮春景物的铺陈描写,由乐景引出哀景来,“柳絮”句很自然地体现出这种过度与转折,并为下片抒情留下伏笔。
下片,描绘游子形象,抒发羁旅忧愁。“竹杖芒鞋”正是颠沛流离、终日奔波的远行人之写照,“无定据”显示这远行游子的飘泊无依,同上片“柳絮”句遥相呼应。“穿过溪南,独木横桥路”承接“山无数”,点明词人立足点,即游子之所在。然后用“樵子渔师”来来往往,自得其乐,反衬游子之飘泊天涯,纵有“一川风月”又有什么心思欣赏,“一川风月”意味着夜的来临,加重羁旅无归之悲慨。“谁为主”与“无定据”及以上片之“柳絮”句暗脉相通,进一层表现客身在外,无所归依的心情。
全词有一种浓厚的时代末落气氛,与南宋后期许多士人处境吻合。词中写景全是画笔,浓淡相宜。乐景暗含迟暮色调,渗出悲凉来。乐景转出哀景,浓重地渲染悲愁气氛。寥寥几笔写景却抓飞羁旅特色,构成典型环境,表现主人公之寂寞孤单。全词展现出一幅暮春风月、独木横桥路上、天涯飘泊图来,富有情韵。(陶先淮)
注释
注释
绿暗红稀:花落叶茂,春光将尽。
这首词,《词综》作于真人词。玉蟾先生《诗余》作葛长庚词。《全宋词》“无名氏目”录此题,全文见《词综·卷二十四》。
这首词的主旨在于表现暮春时节落拓无依的羁旅之愁。上片浓艳,下片疏淡。
“绿暗红稀”正是李清照《如梦令》中之“绿肥红瘦”,意味着绿叶成荫,而百花凋落。从“绿”、“红”二字见色彩之艳丽,而“暗”、“稀”二字,却又给人以迟暮之感,全篇感情基调已由这四字定下,以下乐景,哀景亦由此发端。“春已暮”点明时节。“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句,画感鲜明,形象优美,洋溢着生活气息,有如春的赞歌,这里写的是乐景、“柳絮欲停风不住”句,仍写暮春之景,却使人在情绪上顿觉跌落。柳絮不能自主浮沉,因风而飘泊不定,让人联想起游子之飘泊无依的情状来,这正是句中景物的寓意。下句“杜鹃声里山无数”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渲染悲凉气氛。“山无数”自是“乱山深处”。杜鹃一声接着一声,使人倍觉悲摧,应是哀景。词的上片就是这样通过对暮春景物的铺陈描写,由乐景引出哀景来,“柳絮”句很自然地体现出这种过度与转折,并为下片抒情留下伏笔。
下片,描绘游子形象,抒发羁旅忧愁。“竹杖芒鞋”正是颠沛流离、终日奔波的远行人之写照,“无定据”显示这远行游子的飘泊无依,同上片“柳絮”句遥相呼应。“穿过溪南,独木横桥路”承接“山无数”,点明词人立足点,即游子之所在。然后用“樵子渔师”来来往往,自得其乐,反衬游子之飘泊天涯,纵有“一川风月”又有什么心思欣赏,“一川风月”意味着夜的来临,加重羁旅无归之悲慨。“谁为主”与“无定据”及以上片之“柳絮”句暗脉相通,进一层表现客身在外,无所归依的心情。
全词有一种浓厚的时代末落气氛,与南宋后期许多士人处境吻合。词中写景全是画笔,浓淡相宜。乐景暗含迟暮色调,渗出悲凉来。乐景转出哀景,浓重地渲染悲愁气氛。寥寥几笔写景却抓住羁旅特色,构成典型环境,表现主人公之寂寞孤单。全词展现出一幅暮春风月、独木横桥路上、天涯飘泊图来,富有情韵。(陶先淮)
第一首诗写水乡姑娘的采莲活动。
吴姬、越艳、楚王妃三个词连用,铺写出莲娃们争芳斗妍,美色纷呈的景象。第二句正写采莲活动,从“争弄莲舟”来看,似乎是一种采莲的竞赛游戏。唐汝询说:“采莲之戏盛于三国,故并举之。”(《唐诗解》)因为要划船竟采,顾不得水湿衣衫。采莲姑娘那好胜、活泼、开朗的情态就通过“水湿衣”这个细节表现出来。
她们划着采莲船来到一个花的世界,而最后两句点出她们直到月上江头才回去。诗人不急着写回程,而是插叙采莲女来的情境,她们来时被花儿所迎接,可见花儿是很乐意为她们所造访,而隐着一层写她们对采莲这一活动是非常喜爱,近乎于享受。当她们回去时,那月儿实际上也就是花儿,便依依不舍地送她们了。“花迎人”和“月送归”运用了拟人手法,把整个采莲活动的现场给写活了,极富诗意,写荷花迎接采莲女和月亮送别采莲女,实际上还是为了表现采莲女之可爱。
这首诗通过几个动词淋漓尽致地将采莲女应有的性格——活泼开朗表现出来,并以花、月、舟、水来衬托女子的容貌,可以说这就是一部小电影,对刻画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形象而别有韵味。
第二首诗可以说是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明显地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诗歌在开始就展现出一幅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丽画面采莲女的罗裙和荷叶的颜色一样青翠欲滴。比喻虽不新奇,但用在此处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描绘了田田的荷叶,又写了采莲女美丽的衣裳,两者相互映衬,恍若一体。尤其是“裁”字,用得极其巧妙,罗裙是裁出的,可是此处也用在荷叶上,似从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中得到了灵感,让人感到荷叶与罗裙不仅颜色相同,似乎也是同一双巧手以同一种材料制成的。由此又让人不禁联想到屈原《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感受到这些女子如荷花般的心灵。娇艳的芙蓉花似乎都朝着采莲女美丽的脸庞开放,明写荷花,实则为了衬出人之美,采莲女的美丽,不是闭月羞花式的惊艳,而是如阳光般健康温暖,似乎能催开满池的荷花。这两句诗本自梁元帝《碧玉诗》“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王昌龄的这篇较之则更胜一筹,意义更为隽永。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诗的第三句“ 乱入池中看不见” 是对前两句的补充和深入。它有两重含义:一是突出荷田的稠密, 使人荷莫辨更真实可信;二是突出了观望者的感受和心理活动。其中“ 乱” 字用得十分微妙。末句“ 闻歌始觉有人来” 除了从另一面说明少女被荷田遮蔽与消融,难以被观望者发现以外,又写出一种声音的美,增添了诗的活泼情趣“。乱”字既指采莲女纷纷入池嬉笑欢闹的场面,也可指人与花同样娇嫩难以辨别,眼前一乱的感觉而“看不见”呼应上文,也更显荷叶罗裙,芙蓉人面之想像了,同时也虚写了荷塘中花叶繁茂,人在其中若隐若现之景,并引出下句:“闻歌始觉有人来。”这一句描写细腻入微,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诗人当时真实的感受。“始觉”与上句“看不见”呼应,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莲花过人头”的意境。“闻歌”也与“乱”字呼应,悠扬动听的歌声表现出她们活泼开朗的天性,同时也为整个采莲的场景添上了动人的一笔。
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炼字炼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谢灵运酷爱山水,他的山水诗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和锤炼的辞句描绘优美的自然景物。他的赋作,也同样和山水景物有着紧密的联系,此赋即是他写景赋的代表作之一。
这篇赋分为两段。第一段写作者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自己被流放将一去而不得回归。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这篇赋通过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气氛,烘托心情,情感真挚。
第一段写他由眼前东泻南驰的条条水流,联想到被流放到南方的自己,表现一去而不得回归的伤感。
第二段回到岭表的正题,写大庾岭所见景物。先以“长山”二句总写岭的高大雄伟。其后则做具体的描绘,以“下无伏流”,正面夸耀岭的高大;“上无夷迹”,夸耀山路的险峻。又以“麕兔”二句侧面表现岭的高峻。“既陟麓”四句回写自己的行程,后路倾谳,前磴绝岸,既照应上文的“长山款跨,外内乖隔”,又表现出自己遭遇的坎坷和前途的险恶。“看朝云”以下,则具体写眼前所见景物,感官上由视觉到听觉,时间上从早到晚,由眼前罗列的千奇百怪的岩石到远方姿态万千的群山,以及绝壁上的萝蔓,山涧溪流下的苔衣,一一写来,描绘大庾岭的优美景色如在目前。虽然身处逆境之中,仍不忘对他乡优美山水景物的欣赏与赞美。较之于他的山水诗,由于省去了体玄悟道的内容和说理的成分,就更充分地表现出他对祖国山水的真挚情感。但由于生死未卜,前景渺茫,所以字里行间,又透露出淡淡的忧伤情调。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谢灵运的创作无论是诗还是赋,都遵循着这一“新变”的规律,力求创新,吸收前代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不为古人所束缚。他能称雄当世,赋作上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