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山对面兰堆翠岫，草齐腰绿染沙洲”，这两句写的是远景。在“山对面”行走，作者看到对面山上层峦叠翠，路边的小草已长至人的半腰高，染绿了整个沙洲。一个“堆”字将山的颜色由“兰”至“翠”的情形写得有层次感，生动形象。一个“染”字将草的颜色写得型艳欲滴，同时也写出了草之多、之广。“齐腰”一词不仅说明草之高，草长得茂盛，同时也与前句的“对面”两相照应。透过优美的景色，可以感知诗人愉悦的心境。
“傲霜橘柚青，濯雨蒹葭秀”，写的是近景，这才真正体现出了秋意。秋天里，果实累累，成熟的橘柚，颜色青黄相间，傲然挺立在秋风中，被秋雨洗涤过的芦苇，花开丛丛。诗人描写的清新爽朗的景象以及橘柚的颜色，展现了一幅南方的初秋之景。这两句隐隐透露出诗人喜悦的心情。“隔沧波隐隐江楼”，诗人站在江边远眺，隔着烟波浩渺的江面，隐隐看到了矗立在江对面的高楼。
“点破潇湘万顷秋，是几叶儿传黄败柳。”毕竟是秋天到了，虽然还有青青的草木，但万物还是开始零落，几片黄叶儿和残败的柳树告诉诗人湘潇的秋天到了。“几叶儿传黄败柳”一句写得秋意盎然，而“点破”一词用得生动传神，既有突然之意，又有自然而然之感。看到翠绿的山峦和青青的沙洲一片生机勃勃，诗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秋天要到来，直到看到几叶败柳，诗人才恍然大悟，自然之景再生机勃勃，但毕竟秋天到了，该到它掉落的时节了。
这首小令远景近景结合，意境高远、广阔，基调明快，生机勃勃，只是在末尾处顺其自然地露出点点秋意，富有特色。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这是一首以送别为主题的五言绝句。诗中诗人发自内心的祝愿，又流露出诗人蒙胧的不安与对友人深情的惜别。
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中曾说：“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从逻辑角度看，严沧浪显然认为五言绝句是难中之最了。后人对此当然难免有些争议，但其实严羽的感受是相当真实的。杨万里《诚斋诗话》中也说：“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王世贞《艺苑巵言》说：“绝句固自难，五言尤甚，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而要(通腰)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缓。”这就不但肯定了五言绝句的“难”处，同时也指出了五言绝句的“妙”处。难，就难在“小”而“促”，妙，也妙在“小”而“促”。本诗以区区二十字，写送别情怀，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堪称化“难”为“妙”的成功之作。
“西塞云山远，东风道路长”对偶轻盈脱俗，工稳端丽。“西塞”是行人的目的地。云山远隔，只在想望之中，诗人的朋友即将乘舟前往。西塞山在湖北，浔阳江在江西，船行是由东向西，逆水而上的。“东风”当然是顺风，可以减少逆水行船的困难。这既是写实，也包含着作者善意的祝福。当然，即使是一帆风顺，旅程也是漫长而艰苦的。一句“东风道路长”，既蕴含了诗人发自内心的祝愿，又流露出诗人蒙胧的不安与深情的惜别，寥寥五字，真是言简意赅，余味无穷。
后二句“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更进一层。既然客路工远，旅程孤寂，既然情热如火，不忍分离，那就该送上一程了。然而人不能送，因为情势不容；江潮也不能送，因为船向西而水东流，条件也不许可。那么，难道就让我的挚友孤雁独飞。去承受那漫漫征途中难耐的寂寞吗?不，诗人的心将时刻伴随着他。人心不比那无知的潮水，人心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它将伴送着行人，驶过浔阳江，驶向那云山深处的西塞。句中以“人心”与“潮水”对举，而一个“胜”字，便借流水的无情反衬出友人的多情。音节虽促，而蕴蓄深远，耐人寻味。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