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粉壁为空天,丹青状江海”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粉壁为天、下有江海的绝妙景致,意境极为开阔,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侧面表现出诗人超脱的想像力,虽写观画感受,却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表达出诗人在咏物题画等方面有相当高超的技巧。
“游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描绘一幅浮云飘泊不定、在烟云深处寻找鸥鸟身影的景致,意境极为幽闲,表现了作者隐逸的思想、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旷达的情怀。此两句有紧扣上文,烘托气氛,皆写画中景物:天空、江海、浮云、白鸥,为下文写不志安的归隐之思作铺垫。
“博平真人不志安,沈吟至此愿挂冠”通过写借用博平真人不志安欲“挂冠”的归隐心,表露出诗人的江海之志。既是明写,亦是喻己。
“松溪石磴带秋色,愁客思归坐晓寒”运用融情于景的手法,笼罩在“秋色”中的“松溪”、“石磴”无不带有诗人、画家的感情因素。结得自然,而又落脚于“秋”字,自然地点明了寄诗抒怀的时间,从而联想到自已的身世,漂泊不定如浮云一般。“愁客”、“思归”,字里间处处充溢着客居思归的酸楚之情,让诗句意境显得清寂或清峭,情绪上则带着比较重的孤独感。
云、风、雷、电,天、海、月、日、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空天”、“江海”、“游云”、“日见”、“带”、“坐”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同时描写了画上的美景,又表达了思乡的感情。在诗歌格式上,五言与七言融合一体,也体现了李白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诗歌特色。
《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
此词借写景以抒春愁,词之上片写离情相思,下片写久别盼归。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以对句起,点出“愁”字,开门见山,直抒愁怀。“梦”和“醉”二字,则说明这位愁人借以消愁解闷、自我麻醉的方法唯此二者。他害怕梦醒愁也醒,于是“终日昏昏醉梦间”,企图以此逃避愁闷的袭来;然而春天却从沉醉中悄悄地回来了。面对阳春烟景,他却发出酸楚的自问:“凄凉怀抱向谁开?”他感到满怀的凄凉况味,一时既诉说不尽,更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杜甫《奉待严大夫》诗:“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虽然所指不同,但可以对之倾诉怀抱的人,一定是了解自己、关心自己的人。凄凉怀抱,无可告语,可见知心人不在身边,因而感到格外孤寂难堪。这一句暗示愁闷难解的原因在于怀人,则梦断酒醒的惆怅也自然可以理解了。这三句已定下全词的抒情基调,于是在词人眼中所见的“春景”,无不染上这种“凄凉”的色调。“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清明前后,正是春光大好,踏青游春之时,词人却意兴萧索,无心赏玩春光。“些子清明时候”,在词人的感觉上,清明前后这春光的黄金季节,竟是如此短暂,匆匆即过。少许春光,并不曾给愁人带来丝毫欢乐;相反,在他听来,枝头的百啭黄莺,不是在为春天欢唱,却是唱着催春速去的挽歌。这两句把莺花三月,化作短暂的心理时间,染上凄凉的感情色彩;春天从醉梦里悄悄而来,又在莺声中匆匆而去,外在的春景如梦幻泡影。春去春来,愁情依旧。
如果说上片是词人直抒胸臆的痛苦告语,下片则推出了一组令人黯然销魂的景物镜头。词人隐身在景物之后,让这些无言的镜头说出他的心声。“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柳絮纷飞,意味着春将归去,很自然地令人想到上片结处“被莺催”的那个“催”字,意脉的过渡毫不着力。栏杆边的苔痕,则说明长久无人凭栏眺景了。春天对于愁人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然而有一件东西却深深地触动了词人:“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多情”二字,含着热泪脱口呼出,有如见故人之感。燕子还记得当年帘幕中的欢乐情景,当它再度飞来时,却感到境地凄凉。气氛顿异,不禁迟疑起来。“独徘徊”三字,就传神地写出燕子归来的神态。“依旧”二字,则唤起对于当年燕子来时的回忆,同时也会很自然地触发这样的感慨:当年栖巢的燕子又归来了,当年欢聚的人儿呢?作者虽未曾点破,但整首词的着眼点却正在于此。作者巧妙地把要说的这句话,诱使读者替他说出来。这首词之所以耐人寻味,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