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陆游入蜀后“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这些倡言恢复的诗篇主要抒写收复失地的愿望，壮志难酬的悲言、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苟安投降的不满。在英雄壮举的幻想中表达始终不渝的爱国深情。《宝剑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是颇有特色的一首。它以别致的构思、平实的语言，把爱国深情表达得深婉蕴藉、悱恻动人。
“幽人枕宝剑，殷殷夜有声。”“幽人”是诗人理性的化身，“宝剑”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诗人的形象是这二者的统一。“枕”字连接“幽人”与“宝剑”，表明诗人时刻不忘统一国土，随时准备参战杀敌。第二句从幽人的感觉写宝剑的声音，至于宝剑为何发声，暂搁不提。“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紧承剑有声，借神话传说进一步想象：剑会变龙，龙能兴起风雷。而那些随遇而安的人们总怕打破平静，于是，不思发奋的人们由于害怕风雷顿起而千方百计禁锢蛟龙，使其不得伸展。“不然言狂虏，慨然思遐征。”诗人进而赋予龙以思想情感，说它如果不是被压制，就会因憎恨狂虏的侵犯而言然远征。实际上这是喻指诗人犹如一条被锁着的龙，渴望施展呼风唤雨之功、发挥雷霆万钧之力，报效国家，了却宿愿。这是第一层，以叱咤风雷的巨龙自喻，表现诗人对实现壮志的热切愿望。同时暗示出诗人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为下一层写劝慰和不平作铺垫。
“取酒起酹剑，至宝当潜形”写幽人劝慰宝剑藏匿形迹。紧接着回答为何要“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是以反语来发泄诗人的郁言不平之气。幽人劝慰宝剑的：“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这两点理由都含有诗人言疾怨恨的情绪，后者甚于前者。“胡为鸣不平”，极其有力，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有重要作用，宝剑发声是在鸣不平，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使首尾对应，结构完整。 此是诗中引人遐思的强音，是诗人情感升华、照亮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诗的第二层，幽人从现实出发安慰宝剑，抒发诗人壮志难酬的不平之鸣。
从结构和意境上看，这首诗的构思颇为别致。借物抒情，情含物中。剑本是一种武器，但在爱国者的心中它成了诗人杀敌报国、引动文思的触发物。诗人饱满的爱国热情又使剑具有了生命和性格，成了萌发创作激情、引起想象、表达理想的凭借。
触及与杀敌有关之物，即生报国之思，非独《宝剑吟》。在被人推为陆游压卷之作的《长歌行》中有“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在《老马行》中有：“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而在《宝剑吟》中，诗人见剑生情，情又幻化成意象。把剑拟想成龙，再借龙自喻，婉转曲折地表达了诗人难以遏止的不平之情。联系诗人的经历，这不平之情是多方面的：有“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的壮志不遂的不平之情；有“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的对国家前景忧虑的不平之情；有“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言恨投降派的不平之情；更有“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的蹉跎光阴的不平之情。种种复杂强烈的不平之情若率直抒写，易生抽象叫喊之感，有锋芒毕露之嫌，无跌宕起伏之美。同时，激烈率直地写不平之情，还可能触犯统治者而遭祸。于是，这首诗就移情于物，多所想象。让想象在构思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过这首诗的想象与陆游其他爱国诗歌的想象又有所不同。不是通常的结合诗人生活经历和抗战愿望来想象，而是像屈原、李白那样借神话传说构造想象世界。
这首诗从独特的构思之中，把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更显得含蓄蕴藉，曲尽其情。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宝剑有声比喻壮心不已，在想象中流露出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迷惑、感情与理智搏击的痛苦。宝剑是明喻，是对“心未平”的烘托和强调，不是贯穿全诗的完整清晰的艺术形象。作者运用借喻兼拟人的手法，使宝剑作为一个鲜明的抒情形象贯穿全诗，与幽人的形象一起构成一个有丰富复杂性格的形象，即诗人的自我形象。这首诗的意象是按空间顺序，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连接两个充实而生动的画面，诗人的形象隐蔽在幽人与宝剑的背后。诗人的爱国激情就熔铸在这独特的构思之中。
这首诗构思别致，而语言却很平实，通篇没有豪壮华丽之语，也无生硬晦涩或故作姿态之感。语言平实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修辞、音韵方面。作者善于生动灵活地运用普通词语如“枕”“化”，等在诗中既起连接作用，又有神韵，使幽人、剑、龙成为活的形象，引起联想。把“言慨”一个词，拆开来用在两句中，使诗句气势贯通、情意激切，从中可看出诗人的用字之功。不造奇拗语句、注重意思的简洁明快；句子内部词序不颠倒，句式通俗自然如口语；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凑，结构上细针密缕，而意象疏朗雄阔，留下想象的余地又不使人徘徊停驻。诗人还善于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用比喻比拟，加强意境的奇幻含蓄之美；用反诘、反语，犀利有力，极尽言懑揶揄之情态；注重音韵、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美。语言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该诗的通俗易懂。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