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这是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诗的关键是把握住了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到了艺术上的契合点。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正像曹丕在》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本诗与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李商隐的《蝉》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实际上，咏蝉这首诗包含着诗人虞世南的夫子自道。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这首诗的首联写诗人自我嘲讽；颔联写诗人在杭州、苏州数年经历；颈联写诗人因景触生怀旧之情；尾联写恋旧情怀。全诗不加雕琢，对心理变化表现自如。
本诗虽说咏的只是一件旧衫，但对旧衫的色香襟袖，穿衫的种种经历，都娓娓道来。一件旧衫，便是坎坷生活的见证。诗作用语细腻准确，显示出艺术造诣之深厚。
诗咏旧官服，实感慨身世。首句即有自嘲老大之意，盖年老服绯衣而尚未服最高品级之紫衣。颔联借故衫概括杭州、苏州数年诗酒经历，流露自得之意，此处可与同一年所作《吴郡诗石记》之文相参。颈联承上句“旧”字，分写衫之“残色”、“故香”，寓恋旧之意。尾联则明确道出恋旧心理，“烂熳三年”呼应颔联，末句言旧衣不可弃，则似暗喻旧臣不宜疏远。全诗不加雕琢，对心理变化表现自如。
一领旧衣服，写得如此曲折委宛，如此多情，不但看出文字工夫，亦见性情之厚。其中“襟上杭州旧酒痕”，已成名句，常为后人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