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谢池春》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写离别相思之苦,其中可以看出柳永“市民词”的影响。
开头三句,点出节令,中间隔过四句之后,又说“正佳时,仍晚昼”,继续点出黄昏时分。这样,所谓“正佳时”的“佳”字,才算有着落,有根据。可见章法针脚之绵密。上片写景,以“花径敛余红”等四个五言句子为主体的。这四句,笔锋触及了构成春天景物的众多方面,又各用一个非常恰当的动词把它们紧密相联,点得活生,有声有色,有动有静。“飞絮沾襟袖”一句里,已经暗示了“人”的存,为过片处的“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作一铺叙。著人,是“让人感觉到”的意思:“滋味”究竟是什么,却不能说得具体,只好用酒来比喻,而且又用“浓”来形容,用“真个”来强调,以诱读者尽量用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理解那种“滋味”,从而把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体会、可以感悟。
过片后的四个五言句,是这首词抒情部分的核心内容了。这四句写得深,写得细,它把“不见”和“相见”、“相见”和“相守”逐对比较。冠以“为问”二字,表明这还只是一种认识,一种追求,只能祈之于天、谋之于人,可是“天不老,人未偶”,仍然不得解决。“天不老”,本于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过来说,天不老也就是天无情,不肯帮忙,于是“人未偶”,目前还处于离别相思的境地,实没有办法,只好“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分付,有交托之义。将相思别恨交付庭前垂柳,则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思索的余地,正所谓含蓄而隽永。
此诗前半首咏小松树,形容小松的姿态。五粒小松,即华山松,生长在深山中,石笋相伴,溪云回护,迎风挺立,经霜常绿,舒展自在而富有生机。但是,五粒小松一旦进入主人的深院,移栽如盆子,细丝捆束,铰刀修剪,失去了自由生长的可能。诗人在小松树的姿态描写中,已经将自己备受压抑拘束的生活感受注入,意含象中,寄托遥深。
后半首写小松树不得其所,它被摆在主人堂前当点缀品,主人壁上挂着粗俗的州县地图,主人交游的多是志趣不高的朋友。小松树在孤独、凄凉的环境里,只能对月坠泪,感伤自己的遭遇,遥想深山里曾经相依相伴的石笋和溪云,不知它们还忆念它否。诗人借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将不满现实的束缚压抑,渴望自由的心绪,蕴含于姿态奇特的小松树形象中,思致婉曲,别具情趣,思想和艺术绾合得非常巧妙自然。
全诗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