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这是一首写景小诗,全诗六句,描绘出一幅山雾朦胧,喜听猿鸣的画卷。该诗通过对诗人深夜听猿时情景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听猿时的欢快愉悦之感和对山水自然的挚爱之情。全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
“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落笔即写夜猿高唱,山间晨雾弥漫。此处之用语、造句,几乎与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活活夕流驶,嗽嗽夜猿啼”相同,但意境略有差异。沈诗则是“夜”“晨”二字,交互为言,言朝朝暮暮,清猿高唱,山雾弥漫。这开首两句,诗人即以简洁传神的画笔,描绘出猿声阵阵、雾气迷濠的画幅,颇为诱人。
“不知声远近, 唯见山重沓。”这里的“声”,自是指“噭噭”的猿鸣声。这两句是写此时此地诗人耳闻目睹的独特感受。与前两句联系起来看,不仅不觉其怪,反而觉得这种感受和描绘,真是真切不过了。诗人是在山边听猿,是在云雾中看山的。那猿声在山峦沟壑中空谷传响,悠悠回荡,听来自然是忽远忽近,难以捉摸。那山峦是在云雾环合之中,雾环如带,看起来那显露的山峰自然像层层叠摞一般。诗人所见的是山雾环合中的群峰形象,所听的是空谷传响的猿鸣之声,因而他那“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的感受,既是独特的,又是合乎实情的。从中,体现出诗人体情察物的精微细致。
“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两句是抒写诗人那种欢欣和追寻之情。诗人将猿鸣说成“唱”“答”,赋予猿以人的情趣,已可见其对猿声的喜欢了。诗人又以“东岭”“西岩”对举,描绘那种左顾右盼、久听不已的情态,更显出他对猿声的兴致。再加上“既欢”“复伫”等语,那心中的欣喜和久恋不去的情态,就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写景诗,观察细致,描绘逼真,风格清新隽永,贯注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欣喜挚爱之情。读来耐人品味,令人反复吟咏。
这是一首送别词。
此词的上片便写情感,写送别。开头三句,“人生无奈别离何”,此是自然之事,亦是情深语,所以无奈者,是人世间终将有别离也,不能不为别离,别离而又无能为,是虽无,亦真不可不为无奈也。即人生中离别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亲情真挚,使在千里之外,也觉得很近。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种旷达。“无情对面是山河”一句写出作者深沉的感慨,因为建康是当时的抗金前线,词人也多次登建康赏心亭向北眺望中原山河,这次范廓之又要去建康游览,于是引起家国之恨。“但使”二语隽永之甚,“无情”两字,正是词人壮志未酬的忧怨。此处三句语意尤为拓展,既情深意厚,又胸次开阔。对面无情,咫尺天涯,固是路人姿态,若其衷不同,所谋所想为异,理想志意不相侔,根于现实世界之利益关系,则岂仅无情对面是山河而已,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其目的,世人岂吝为之者邪。
下片作见惯世面语,“而今”一句,仍可见作者之英雄豪气。由于投降派屈辱求和的政策,石头城下的江水也没有了那种怒涛。自己被排挤、受打击,已经闲居山林,假使不与鸥鸟为伴,也和披着蓑衣的渔父差不多。闲适旷达的背后,是志不得伸的愤懑、牢骚。寄语建康故人,而今归退田园,当无宦海风波之虞。
此词写送行而不流于感伤。明快爽朗,开人心胸。一起点明离宴,似悲实旷。上下两片,浑然相融,以此短篇而写寻常事,而能见出作者之性情、思想,而有特出之“神味”。
词的上阕,抒写了丹青重识的悲戚。睹物思人,自然情伤,更不用说是面对展露容颜笑貌的画像了。放“泪咽却无声”,起句感情凝重。因无声之泣比有声之哭更具酸楚之感,因而它的哀痛之情尤足悲人。“只向从前悔薄情”,语痛情切,读后如见作者对着画像呼唤亡灵表示悔痛的情景。从前未必薄情,然而言“悔薄情”者,严厉责己,正表现出爱之深、爱之切。“凭仗丹青重省识,一片伤心画不成”,道出了突然见到亡妻画像时的复杂心情与怆绝感情。生时虽然同床共席,但死别使他们分离,今天凭借画像重新见到了那清俊的面庞,盈盈的双目,怎能不使他悲伤欲绝呢?“画不成”这一句,用元好问《十日作》成句,意谓因伤心一片故难以握笔填词,上阕就在这样浓重的伤情中结束。
词的下阙写回忆诀别的哀痛。“别语忒分明”一句,虽未具体写别语的内容,但它包含着妻子临终时没说完的肺腑言、衷肠语。如今它是那样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声音,孰料它竟成永别的遗言!言犹在耳,痛定恩痛,令人不胜其哀。“午夜”三句,以“梦”喻生,以“醒”喻死。“午夜鹣鹣梦早醒”,喻他们夫妇如比翼之鸟情深意蜜,却中道分离。这里用“避讳”手法,不忍言死,既以减轻自己的悲伤,也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挚爱。自妻子死后,他时刻处于思念之中,尤其在深夜,听着风吹檐前铁马,更鼓声声,痛悼、思念之情,便齐涌心头,常常泣不成声。“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之句,化用唐明皇闻铃总念杨贵妃作《雨淋霖》曲的典故,抒发了这种恨好景不常、好梦易醒,无限思念、无比哀痛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