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此篇和《伊耆氏蜡辞》都是上古歌谣。所谓的上古歌谣，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见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见于《周易》的较多，在《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中也偶有记载。上古时期，生产力落后，还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还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谓的“纯文学”。

　　上古歌谣在思想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艺术形式上，作为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一般都具有字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的特点。通过对《弹歌》等的赏析，读者可以更为具体地加深对上古歌谣的认识和了解。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全诗才八个字，却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

　　制作工具共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读者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接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泥弹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为古“肉”字，指代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后人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此歌虽仅简短的八个字，却包容了从制作工具到获取猎物的全过程，容量很大，对狩猎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成功。当然这种简短是早期书面语言表达尚处于雏形的反映。然而审美具有历史性，以今人的艺术鉴赏眼光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不自觉地运用了省略、多用和巧用动词的表现手法。不仅每一句的主语“我们”都省略，更主要的是场景之中以及场景之间的次要过程也省略了。每句以一个动词带出，使画面富于动感，且容易唤起人们对“断”、“续”、“飞”、“逐”动作前后过程的联想。此诗的语言两个字一顿，节奏明快，凝重有力。韵字“竹”、“竹”、“宍”，以入声“-K”收韵，更增加了诗句的凝重感，令人联想起先民们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颇不轻松的劳动场面。

　　此诗前两联写塞北阴冷萧瑟之景，“黄沙碛里本无春”，“总有春来何处知？”惨惨阴风夹着黄沙吹打着弱柳，那是非常荒凉凄惨的。颔联和杜甫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正好相反，倒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味道。花上露水充满寒意，连蝴蝶都不愿飞来，虽有芳草碧连天，可草中藏着乌鸦，十分阴森恐怖。这就和“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的江南春天形成强烈的对比，也把诗人思念故国的深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后两联抒情。“莫写”说的是自己的诗难以把浩荡的愁怀尽情抒写出来，可诗人不尝“诗穷”，“难将梦到家”则更是难堪，而酒也不尝“薄”，诗人想回故乡除非是在梦中；要做美梦只好喝酒，可酒薄无力；一场梦尚未到家，人却已经醒了。真是“酒无通夜力”，“梦短不到家”。最后以东风吹白了两鬓的黑发作结，其故国之思抒发得十分深沉。

　　这是一首闺怨词，所表现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情思。全词语言细腻，深郁多情，既有全方位的场景描写，又有细致入微的景物刻画，移隋入景，情景交融，描绘了一幅清雅脱俗的仕女相思图。

　　上片着力描写女主人公伤春自怜的孤寂心境。

　　时序暮春，美好的春景很快就要残尽，黄莺的啼声日渐老涩，再也不是“莺初学啭尚羞簧”那么稚嫩清脆、悦耳动听。先前斗艳争妍、缤纷烂缦的红花，纷纷辞谢枝头，飘零殆尽。绿叶成阴的梅树上竟已悄悄结出了小小的青果。这是十分精彩的景物描写。“莺声”“红英”“青梅”，仅仅三项事物，由于极富春的特征，足以将无边春色展示具体。“色”与“声”，“青”与“红”，“老”与“小”，对照映衬，生动鲜明，炼字工巧，耐人寻味。“将阑”“渐老”“落尽”而“小”，更是次第分明，动感强烈，春事阑珊的衰残变化，足以惊心动魄。妙在虽不言情而情自见：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犹如此，人何以堪，“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一旦有此感触，自然也应该是“春色恼人眠不得”（王安石《春夜》）了。

　　户外如此触景生感，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静，更无伊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春光更快地消逝。画着山水图案的精美尽风，半开半掩，可无人有心肠去理睬它。香炉里燃了许久，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幽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半掩”“蒙蒙”“袅”“静”，用词精当，刻画入微，生动地展现出一个华丽精美然而冷落空虚的画堂环境，巧妙地折射出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郁郁情怀、沉沉幽怨，完美地构成了环境与心境的和谐统一。

　　下片着力抒发女主人公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

　　闺中愈是孤寂，愈加怀念伊人。想当年，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依依惜别，密约归期，千般叮咛，万般嘱咐，情意何等深沉。可谁知到如今望不到伊人寄来的音信，盼不见伊人归来的身影。“沉沉”“杳杳”，巧用叠字，突出离别情思的幽暗深远与辽阔无际。既然如此，谁还有心情去对镜梳妆，“菱花尘满”，细节突出。“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听凭菱花宝镜积满了灰尘，也懒心无肠地不去拂拭它了。思念伊人，情不能已，还是再到楼头去看看罢，说不定能盼望到伊人意外归来的行旌哩！可是事实无情，依然只有失望，沮丧之余，哑然无语。但见万里长空，一片阴沉，恰似闺中的心境；唯有芳草连天接地，一直延伸到伊人所在的远方。借景抒情，造语自然；芳草怀远，巧于用典。“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送别》）“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当离情别恨使人伤感至极时，真好像魂魄离体而去一般。凄惋之情，溢于言表；不尽之意，更在言外。

　　总之，全词由描写景物起，又由景渲染情，将暮春时节一位闺中思妇怀念久别爱人的孤寂情怀抒写得委婉动人。上片写景，情由景生，景中有情；下片写情，寄情于景，以景结情。情景交融，意境浑然，于是情经景纬，织成天机云锦。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