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极写高瞻远瞩,境界调大,却容不下满怀愁绪;下片转出所怀之人近在溪桥,却可望而不可即。全词将词人内心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从结构上说,这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迷离扑朔的构思,不但确切地体现了恍惚的相思心理,实在又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
此词通过描写登高望远的境界,抒写了词人执著追求的情怀和绵绵无尽的愁思。全词韵致高远,别具一格。
起笔写登高望远。“城上层楼”。极写登临之高;“天边路”。极写眺望之远。将纵目所及的高天阔地全部纳入词境。“残照”二句,承“天边”而来。地平线上,夕阳西下。芳草绿树的平原业已沉入落照的余晖里。残照将词境染上了一层哀感的色调。
“春暮”,更是宝贵时光逝去而一切美好愿望落空的象征。所以这平芜残照的境象,已强烈地暗示了词人的哀伤。写景蓄势既足,抒情便深厚有力。“伤远更惜春暮”,点出作意。“远”,既可指空间距离之遥,也可指时间隔别之久。久别不得团聚,而大好春光更已迟暮。伤心人悲苦萦怀,不可解脱,直至斜日西沉,还伫立在高高的城楼之上。“暝色人高楼,有人楼上愁”。此情将随夜色渐浓而愈深重,自在不言之中。
过片紧紧衔接,进一层点明所伤之事。梦与云,常用以象征男女爱情,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往日的欢爱,如幻、如电,如前尘、昨梦,早已日复一日地远逝了;旧日的情人,如天空的彩云,随风飘荡,不知东西。这一句,透露出有个爱情断绝的不幸故事,也暗示了它当初的美好。回顾上片所言“伤远”,就可以知道所悲伤的并非寻常的离别,而是爱情的断绝。
“无计”一句,写自己尽管一往情深,无法忘怀,却不可能向旧日情人传诉相思了。词境至此,似乎山穷水尽,然而结笔二句却平地卷起一场波澜。
“相望恨不相遇”,原来归云未去天边,情人就在不远。再反观上片所言“伤远”,也就可以明白:远,并不是指分手后空间距离上的遥远,而是指时间距离上的久远。而且“咫尺天涯”之感也可加深“一日三秋”之恨。
结句“倚桥临水谁家住。”原来她家就近在那溪桥边的岸上。可以相望,却不可以相会。无法重寻旧好的隐痛深哀与始终不能忘情的悠悠希冀,皆见于言外。词题“溪桥寄意”,意即在此。
这首词的结构艺术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全词的意脉相通,一般多着意安排歇拍和过变;此词却施于两片的结句,让“有人”和“谁家”遥遥联系起来。意境创造也不同凡响。开头写登高望远,给读者造成一一种人已远离的错觉,结尾才点出其人尚近在眼前。这样写并不只是由于艺术上的追求,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表现的需要。登高望远的境界,最能表现人物执著追求的心灵和绵绵无尽的愁恨。意境的高远,又往往产生韵致高远的效果。
“虚舟纵逸棹”,纵是操纵,这里可以理解为是被动用法,被“逸棹”所操纵。逸棹,就是把船划得很快;结合前面的“虚舟”来理解:在轻舟上,飞快地划着船桨,说的是速度之快。这只是字面的意思。“回复遂无穷”,回复,是说循环反复,循环反复以至于无穷无尽。诸家注本都说,这里说的是时间,“时光不停,迅速流逝,四季循环,无穷无尽”。
上面两句是虚写,写大的概念,时间流逝极快,且循环反复至于无穷。接着两句,具体地写。在日常生活中,一天天、一年年,很快就过去了。“发岁始俛仰”,发岁,是说一年刚开始;俛仰,通“俯仰”,俯是低头,仰是抬头,在这样的抬头与低头之间,一年才刚开始,马上就到五月了,马上就要过去半年了。“星纪奄将中”,星纪,简单的理解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一年;奄,表示时间之快;将中,将到正中,指年中;在一俯一仰之间,马上就要到年中了。《离骚》中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说的是时间匆匆而过,不为人们而停留,在眨眼之间,春天走了,秋天来了,循环反复。
这首诗写的时间是五月。上面也说了,时间过的很快,俯仰之间,马上就到年中了,就到五月了。紧接着写的,就是在五月的时候,自然万物是什么样的情况。“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不论是南窗还是北林,花草树木都生机盎然。这里是互文。互文的特点,是互相呼应,互相补充。比如这句,不能说南窗没有枯萎的花草,北边的树木很茂盛。不能这么分开说。它们是一个整体,是在描述这个季节的自然景象。这两句写树木,下面两句写风雨。“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萍”一作“渊”,意思是天渊。下大雨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望过去就好像是深渊一样,同时,它又是在天上的,天上的东西在古人看来,都是神灵一样的东西,都需要有敬畏之心,所以称为“神渊”。“写”通“泻”,和下面的“时雨”连起来理解,“时雨”是应时应季的雨。在五月份的时候,天上下着应时的雨。“晨色”是清晨的景色,清晨的时候,万物都很美好;在这时候,还伴随着五月的和暖的南风。此时正是五月份,又有温暖的南风吹过来,真是好时节。
以上四句,花草树木也好,风和雨也罢,陶渊明在这里不只是要写大自然的这样一种美好,他是在说,什么样的季节,有什么样的自然景象,它们是应时而来的;季节一过,它们也就会消失了。“既来孰不去”,紧接着,他就说了,“既来”,南窗北林的那些花草树木,现在都生长的很茂盛,天上下着应时的雨,还有那温暖的南风,这些,在五月这样的季节,它们都来了,都应时地出现了,但是,“孰不去?”这是问句,其实是明知故问的,它们是肯定要去的,要离开的,这是自然规律,有来必有去。这样的道理,和人生是一样的,有生必有死。“人理固有终”,人这一辈子,和大自然的花草树木是一样的道理,有繁盛美好的时候,也会有凋落的时候,“固有终”,本来就有终了的时候,就是“人固有一死”的意思,是不可抗拒的。
春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荣启期,他和孔子有过对话。有一回,孔子去泰山游玩,在路上碰到了荣启期。当时,荣启期穿的很破,书上说是“鹿裘带索”,裘是大衣,鹿裘不是说用鹿皮做的皮衣,而是指一种较为粗糙的外衣,古时候是丧服或者是隐士穿的衣服,“带索”,说的是在腰间随便用绳索系上。即使是这样穷苦,荣启期依然是“鼓琴而歌”,他一边弹琴一边快乐地吟唱着。孔子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荣启期回答说,我高兴的原因有很多。然后他就列举了三方面的原因:天地之间,人为贵,而我是人,这是一乐;男尊女卑,世间以男为贵,而我是男的,这是第二乐;有的人没活几岁就夭折了,而我现在已经活到九十岁了,这是第三乐;这样,我还不应该高兴吗?说完这三乐,荣启期总结说,“贫者,士之常也”,穷苦是读书人经常会面对的;“死者,民之终也”,死亡的事情大家都一样,这是所有人最后的结局,那么,我现在,“居常以待终”,我安心处于平常状态,等待和大家都一样的结果,这有何不快乐呢?这是荣启期的故事。
前面说,“人理固有终”,人这一生,肯定是有终了的时候,所有人都一样,都会死的。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居常待其尽”,就坦然地面对,安心地生活吧,死亡是终究会来的。这个意思,和荣启期所说的“居常以待终”,意思是一样的。对于读书人来说,生活上的清贫是常事,人要坚守得住,不要因为生活贫困,就轻易改变人生准则,就去曲意逢迎或者自怜自哀;至于死亡,则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没什么值得害怕。那么,能够认清楚这一点,再苦的生活都不算什么,人照样可以每天快快乐乐的。安心处于平常状态,等待和大家都一样的结果,这有何不快乐?“曲肱岂伤冲”,有一个成语,叫“曲肱而枕”,把胳膊弯起来,枕着睡觉。《论语·述而》上说,吃粗粮,喝冷水,弯起胳膊当作枕头,这样的生活也很有乐趣的。陶渊明在这里说,这样的生活,“岂伤冲”,怎么会有损于“冲虚之道”呢?冲虚之道,简单地说,是那种淡泊的、恬淡的生活。另一层意思,这个“冲”、“虚”,是道教里经常出现的字眼。到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戴主簿大概是个学道求仙一类的人,而陶渊明写这首唱和诗,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时间循环反复至于无穷,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是会终了的,那么就要“居常待其尽”,坦然地面对,安心地生活,即便吃粗粮喝凉水,枕着胳膊睡觉,也不失为人生乐事,不必去求长生、去求仙问道。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日月星辰是不断在变换的。大自然如此,人生也一样。在这样不断的迁移变化当中,总不免有顺利的时候、也会有艰难险阻的时候。这里的“或夷险”,是或夷或险,有时候平坦有时候艰难。人生是这样的,不会是一帆风顺。那么,“肆志”就好了,只要能做到纵心任性,能够保持心志的自由,那就无所谓“窊隆”了。说的是心灵要自由,不要总惦记着富贵,惦记着长生不老那些事情,那样心会被束缚住的。窊隆,这里引申为“穷通、贵贱”。心志只要是自由的,是纵心任性的,那么就无所谓穷通贵贱了。
所以,最后陶渊明就说,“即事如以高”,对于这些事情,自然变化、生与死、穷困与富贵,等等这些,如果有很高明的,很通达的认识的话,那么,“何必升华嵩”,何必去寻仙,何必上华山、上嵩山去修炼呢?华山和嵩山,是人们寻道修佛的地方。这两句是全诗的总结。
这首唱和诗,它所唱和的,大抵是戴主簿这个人,乐衷于寻仙访道,或者,彼此间有过类似的交流,在这里,陶渊明就用这首诗来阐述自己的人生观。这首诗的口气非常坚定,可以看得出来陶渊明归隐之后的决心。生与死、贫穷与富贵这些问题,他用平常心去对待,恬然自得。他就认定了人生应该这样。
这是一首春词,主题是咏春惜别,伤年华之易逝,叹良会之难得。
此词全用仄韵,全词十句八韵,除下片第四句和第五句分用平韵外。余均一韵到底。
上片四句每句有韵,第三四句构成对偶句。起句突出一个“春”字。以下即围绕“春未到”而展开写景。“晴雪”犹在,表明春意尚薄。小园里雪压冰欺,百卉仍沉睡未醒,故曰“春未到”。虽是如此,但报春的早梅却在池边探头探脑了。第二句承前而有转折,“梅自早”,有梅得春先,冒寒一枝独放之意。第三四句仍照应首句而作了有力的渲染。“鹊衔巢”是说鸟类在衔草筑巢。主语“鹊”之前,有个作为修饰语的名词“高树”,即高高的树上。因为树高风大。故鸟类仍然需要在春天将到未到之际修筑好自己的巢,以抵御寒气的侵袭。“斜月明寒草”中“斜月”与首句,“晴”字相应。“寒”字与“雪”字相应。既然有月,当是夜间。天是放晴了,草上还带有残雪,这就使得月光下的白草显得格外晶莹皎洁。这上片四句纯属写景,从“小园晴雪”开始,写到“池边早梅”,再写到“高树鹊巢”,最后到“斜月寒草”收住。这四句上下连贯,紧凑而又层次井然。随着作者的移步换形,虽在小园,却能一句一个景、一步一个境地引人人胜。尽管春尚未到,嫩寒犹甚,读来仍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三、四两句,构思精巧,意境深邃而造语自然,堪称佳制。
下片六句,写景言情兼而有之。按其顺序,前三句可分两段,前两句写景物,后一句写入事。前两句正面歌颂,后一句意在转折,深致感叹。这三句意思简明,在于赞美江南一带的山川风物。不过,在赞美之余,亦发出感叹,山河不老,而人物却在不断变换,“昨日少年今白头”,人生原是十分短暂的。此句反跌前句“风景好”,并为引起下文提供依据。有联系上下文、穿针引线的功用,极见关键。“相逢”以下三句一气呵成,以劝饮、惜别为主旨,又可分为前一句劝酒。后两句惜别。后因前果,脉络分明。这三句又与下片前三句互为因果。正由于金陵道上风光明媚,而人生苦短,青春易逝,嘉会无常,故人们应珍惜这大好时光,利用这短暂的相聚,杯酒联欢,畅叙衷情。这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情,也是这首词的主题。当然,作为封建士大夫代表人物的冯延巳,他的思想境界,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的感叹人生离多会少,虽有普遍性,总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尽管如此,这首词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仍有其独到的一面,尤其是他以平易之笔写纷纭复杂心事的手法,于后人不无启迪。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