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绘了农民在大雨中劳作的情景,并抒发了诗人同情、自惭的感情。全诗以时间为序,由写景到抒情,此诗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第九至十八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第十九至二十六句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最后八句写诗人的感慨。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以景抒情,诗境宽阔壮丽,语言雄奇纵恣。
诗的前八句描绘暴雨骤至情景。只见乌云开道,轰雷殿后。原野间浓雾很快地吞没了高丘,古城内霎时变得天昏地暗。神龙自幽栖之地腾空而起,黑雾迷茫,更加剧了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刹那间倾盆大雨自天而降,令人双耳欲聋,目眩神惊。诗人分别以 “暖”形容阴云低垂遮天蔽日之状;“讧”状述雷声纷乱之景;“骎骎”描画雷霆来势之猛;“扰扰”渲染乌云弥漫之乱,情景生动无比。这八句,将暴雨骤至时“霆奔龙挂”的赫赫威势渲染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
“帆重”以下十句,描写所见诸物遭受风雨袭击的情状。船帆已被风雨浸湿灌饱,船橹摇起来声音更大更响;雨点打在水面,形成圆圆的波漪,向四面扩散;成双成对的鸳鸯被暴雨打散,孤独无依,喜好高飞燕子被淋得四散奔逃,又饥又累,渐熟的麦子横卧在水中,幼嫩的秧苗承受着狂风的袭击,田间小路就象即将沉没水中的危城,蚁穴般纵樌交错的水沟已被汹涌的洪流冲毁。
这十句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行舟、河面、禽鸟、庄稼,一一写来,历历在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见出诗人观察的细腻,笔力的健拔,又隐隐透露了诗人对骤雨成灾的焦急忧愁心情。
“水车”以下八句,是描绘农民冒雨车水抢救稼穑的情景。虽雨骤风狂,“霆奔龙挂可骇”,但是劳苦的农民却在竟相车水,因为正是收获季节,农事鞅掌,他们不敢休息。因而遍地水车响,老少齐出动。车水的人,母子并肩,邻里宗族相望。虽拼命快干,毕竟水势过大,东边地里的水车干了,西边的水又冲决了畦埂,刚排干了一小块地面,又淹没了一大片庄稼。“惊”“骇”二字准确地写出了劳苦农民顾此失彼、焦急恐慌的心理活动,也反映了诗人对涝灾的关切。
“嗟”字领起八句,是写诗人的感慨。他见景生情,很自然地以自身的境遇与辛苦的农民相比。从而想到自己并不比农民优越,同他们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一叶扁舟,栉风沐雨,走遍江溯,但却不懂稼穑艰难,只管一味消费,想想农家的艰辛,再不厌倦漂泊之苦了,“岂”“何”二虚词,无疑而问,加强肯定语气,强调与农民之同。“不解”“但解”则突出彼此之异。
这首诗继承了白居易新题乐府的传统,结合描写农民冒雨车水的艰苦劳动情景,抒发诗人的悯农之意。诗篇从暴雨骤至开笔,以“前驱”、“连鼓”作比,以“龙起幽蛰”的神话传说加以渲染,以“耳双聩目四眩”加以夸张,极力描写骤雨簇云挟雷而来的赫赫威势和令人惊骇的气氛。并且,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如“饱”“健”“愁”“饥”等,依次铺叙遭受风雨的诸般景物。这些描写并非闲笔,它们既为冒雨车水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又衬托了车水农民的艰辛以及既惊且骇的痛苦心情,突出了游子与农民的差异,使结末“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的感慨更为深沉有力。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上片写的是梦境。一开头就渲染了一幅有声有色的边塞风光画面:雪、笳、铁骑等都是特定的北方事物,放在秋声乱起和如水奔泻的动态中写,有力地把读者吸引到作者的词境里来。让读者一下子把联想融于作者的描绘之中。中间突出一句点明这是梦游所在。先说是迷离惝恍的梦,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然后才又进一步引出联想——是在梦中的联想;这样的关何,必然是雁门、青海一带了。这里,是单举两个地方以代表广阔的西北领土。但是,这样苍莽雄伟的关何当时落在谁的手里呢?那就不忍说了。那作者为何有这样的“梦游”呢?只因王师还未北定中原,收复故土。这压着作者的心病,迟迟未能解除。作者深厚的爱国感情,凝聚在短短的九个字中,给人以非恢复何山不可的激励,从而过渡到下片。
下片写梦醒后的感想。首先描写了冷清孤寂的环境:漏尽更残,寒灯一点,西沉斜照的月色映在窗前。这样的环境,既和清笳乱起、铁骑似水的梦境相对照,又和作者从戎报国、封侯万里的雄心相映衬,使得全词增添了抑扬起伏的情致。梦境中军旅戎马生涯逼真,而现实中理想抱负却是一场幻梦。梦境何等的雄拔,现实却是何等的凄凉。梦内梦外的这种反差和错位,令人顿生英雄陌路之慨。虚实对比,形成巨大反差,凸现了词人的失落情怀。“有谁知”三字,照应“寄师伯浑”的题目,婉转地表示了把对方视为知己挚友的意思。篇末直抒感慨,身虽老而雄心仍在,于苍凉悲愤之中更见豪壮之气,从而振起全篇,激扬着高亢的情调。
人老而心不死,自己虽然离开南郑前线回到后方,可是始终不忘要继续参加抗金事业。“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即使是死了,也念念不忘收复故土。如此爱国热情,是多么伟大!梦境和实感,上下片呵成一气,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五十七字中的笔调,具有壮阔的境界和教育人们为国献身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