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征夫在道。敢辞劳、风沙短帽。休吟稷穗，休寻乔木，独怜遗老。同社诗囊，小窗针线，断肠秋早。看归来，几许吴霜染鬓，验愁多少。
今日征夫在道。敢辞劳、风沙短帽。休吟稷穗，休寻乔木，独怜遗老。同社诗囊，小窗针线，断肠秋早。看归来，几许吴霜染鬓，验愁多少。
此诗共两章，每章首句，毛传以为“兴也”，季本《诗说解颐》以为“赋也”，严虞惇《读诗质疑》又以为“比也”；除此还有“兴而赋”、“比而赋”等不同说法。这两句是含有象征意义的起兴：诗人早晨面对初升的旭日，或晚间仰望刚起的新月，都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艳丽而热烈的朝阳，皎洁而恬静的月光，多么像他那位艳美而温柔的情人（妻子）啊。她对他的追求是那样大胆热切，又充满着柔情蜜意，竟不顾一切自荐枕席，男欢女悦。两章的二、三两句承接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说得好：“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的情绪。”（转引自朱光潜《诗论》）此篇作者正是有感于朝阳、明月而沉浸在甜蜜的“回味”中，由此激起了难以压抑的爱的狂潮，竟脱口而出透露了他与她洞房中的隐私：不仅说出了情人（妻子）在他的卧室内，还情不自禁地描述了他们亲昵的情景——“履我即兮”、“履我发兮”。从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叙述是带着颇为得意的幸福感的，读者能触摸到他那颗被爱情撩拨得激烈跳荡的心。正因为如此，所以十句诗中竟有六句有“我”字，自我矜喜之情溢于言表。此诗格调粗犷而不轻薄，俏皮而不油滑，体现了古代情歌质朴的本色。
此诗押韵有其特色，每章皆是一、三、四、五句押韵，并且都与“兮”字组成“富韵”，三句与四句又是重复的，音节舒缓而绵延，有着流连咏叹的情味。全诗八个“兮”字韵脚，《正韵》称为“联章韵”。
此诗写远离尘嚣、恬静朴素、高士为邻的田园生活，及书剑无成、空老家园的感怀，表现了其渴望仕途进取与保持独立人格的内心矛盾冲突，抒发了他胸怀大志而无人举荐的悲愤感慨。
首四句写隐居田园的恬淡美好。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自己家园的房屋虽然破旧，但远隔尘世，是祖先赖以过恬静、朴素生活的所在。这是介绍自己家室居住的条件。“弊庐”用陶渊明《移居》“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诗意，言其破旧不堪，说明自己居室条件的简陋。“尘喧”指尘世的喧嚷，与陶渊明《归田园居》中所说“尘网”及《饮酒〉中所说“车马喧”同义，用一“隔”字将“弊庐”与“尘喧”联系起来，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远离尘世的高洁情怀。正因为家居简陋，远离尘世，所以诗人自祖辈以来就一直在这里过着恬静素朴的田园生活。“恬素”既指恬静素朴的物质生活，更指恬淡自然的精神境界。而这又是由祖辈流传培育起来，如今又由诗人继承发扬下去的，可见其渊源有自，历史长久，并非自今日始。着一“养”字，与“隔”字相映，深刻而具体地描写了家居的现实条件和历史状况。
“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接着写家室周围清幽宁静、高雅美好的自然环境。据《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铩》载：西汉末年蒋诩隐居后，于舍中竹下开三径，只与求仲、羊仲二人交往。又《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吴丹阳太守李衡在故乡龙阳县龙洲上“种甘橘千株”，临死时对儿子称这是可养家的“千头木奴”。这里诗人连用两个典故，表明自己与高人隐士结友为邻，不与凡夫俗子交往；有大自然赐予的众多果树可养家活口，不必为生计而疲于奔波。进一步写出家园环境的消幽宁静，衬托出自己情怀的高雅美好。那来往高人雅士的竹下小径，那象征君子风范的众多甘橘，也就是陶渊明所赞美的“三径就荒，松橘犹存”的桃源境界；也就是屈原所称颂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行比伯夷，置以为象”的寓托自已高洁志向的橘树精神。
起首四句，生动具体地勾划出田园生活的恬淡与美好，抒写出自己高尚的情操，暗示出自己远大的志向，似淡实浓，为下文转入写自己的志向作了很好的铺垫。田园生活是“恬素”美好的，家居环境也是清幽宁静的，然而“俱怀鸿鹄志”、“忠于事明主”的诗人，此时却“未能忘魏阙”、“魏阙心常在”，身在田园，心在朝廷，还是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的。
“粤余任推迁， 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空暮”，笔锋陡然一转，由“恬素”的田园生活跃向内心世界的抒发，奏响了怀才不遇而渴望展示雄才的悲壮之音。已到而立之年的诗人却毫无所成，从小读书习剑，本拟报效国家，现在为时将晚，只好虚度日月，空老家园，感到莫名的悲哀。“任推迁”表明时间逝去的迅速与无情，“犹未遇”抒写怀才不遇的惋惜与感叹，“时将晚”与“日空暮”，对举，深刻地揭示了诗人不甘虚度光阴而欲入仕却又无可奈何的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正因为这样，诗人早起晚坐，常常心事重重，难以排解。
“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抬头仰望，他羡慕那冲天高飞的鸿鹄；低首俯视，他鄙弃那争食逐利的鸡鹜。鸿鹄喻志向远大之人，鸡鹜比凡俗平庸之辈。两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将诗人胸怀大志而羞与世俗争利的 高尚情操具体明白地抒写了出来。然而“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入仕作官，为国出力，实现理想的希望渺茫难期，只好隐居乡里，采樵度日了。
“望断”二字十分传神，将诗人那急欲入仕的迫切心情活脱脱地抒写了出来，跃然纸上，如现目前。唱着劳动之歌，往来于樵采之路，与“望断”的迫切心情强烈对比, 其失意惆怅和无可奈何的内心痛苦亦活画了出来，鲜明生动。但诗人并不想老于田园，无所作为，所以最后四句再次强烈地表示了自己希望入仕的迫切愿望：身处穷乡僻野，没有作官的知已朋友，朝廷之上又缺乏有力的亲朋故旧，没有人像当年爱惜扬雄那样，在君王面前替他推荐《甘泉赋》。这里诗人以扬雄自况，也希望走以辞赋干谒人主进入仕途的道路，因而慨叹无人推荐他入朝，不能早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其迫切求仕的欲望与怀才不遇的惆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深沉的呼喊和痛苦的哀叹，回肠荡气，十分感人。
这首诗出语自然，不事雕琢，显示了孟浩然诗歌平易、朴实而清淡自然的艺术风格。诗歌只是写家居田园，慨叹无人引荐，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思想内容并不算深厚丰富。但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抒写却细致入微，亲切真实；由田园生活的“恬素”高雅，到内心世界的矛盾不安，从功名事业的早晚萦怀到对希求引荐的迫切愿望，层递自然，意境浑厚。全诗虽多处用典，但自然妥贴，十分巧妙；两处比喻的应用，抒写情怀，生动形象；“书剑时将晚”以下十句采用对偶句式，具有音韵和谐之美。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首《菩萨蛮》，生动地描绘了折花美女天真娇痴的神态，讴歌男女间的爱情。写得流丽自然，而又细腻入微。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
杨升庵曰：此词无名氏，唐玄宗尝称之。盖又在《花间》之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