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这首小令极力刻画天台山高峻、险绝、阴森、寒冷的自然景观。“攒雪剑”,“挂冰帘”使画面具有动感。然而,这些描写不过是为针砭世情作铺垫。末句笔锋陡然一转,“比人心山未险”,比起世态之炎凉,人心之险恶,陡峭的山崖,山间的阴冷都算不了什么。此曲别具一格,它借写景来讽刺世情,借山势之险恶抒写人心更险恶,从中可见作者对元代世道危艰、人心险恶的社会现实的慨叹与愤懑。这种风格刚健,以景取譬,直抒感慨的作品,在张可久曲中并不多见。
全曲可分两层:前五句为一层,突出天台山和天台山飞瀑之险,从而为第二层(“比人心山未险”)的议论作好铺垫。
第一层:写山与瀑布之“险”。前两句分明写实,写雪剑‘‘峰攒”,写冰帘“悬崖”,突显这两种实景之险峻高寒。继之三句,对前两种实景作进一步的渲染烘托。猿之哀,鸟之啼,风之吼,三种声音之出现,使“险恶”的天台山染上更为悲凉凄厉的氛围。通过这奇妙并层层深化的景物描写,酿造一种一触即发的“险恶”势态,第二层写人心更加险恶便显得意味无穷。
第二层:写人心之险。这层就一句:“比人心山未险”,并且以之煞尾,颇出人意外。不过,上下观照,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前面所写的天台山之“险”全在于托出这一句。也因为有了这一句,才使全曲艺术境界大大超出一般的写景之作,成为格高意深之杰作。真乃豹尾。
作者将写景与议论巧妙结合,寓情于景,情与景交融,构成作者所要表现的某种意境。张可久善于写景,他的写景意念极为高超,所酿造的“险恶”意境非常奇妙。天台山因其高,所以寒,以致峰攒白雪,水挂冰帘;因其险,所以峰如剑,崖如悬,又招来哀猿、杜鹃、飞廉。然而,作者用意不在写景,而是通过写景去揭露险恶的人心。在作者看来,实现这目的,由“议论”手法去完成最得当,于是便出现“比人心山未险”这一收煞句,从而达到写景为议论服务、议论深化写景的艺术效果。正由于两者紧紧相连,结合得当,于是一种针砭世情、痛斥奸心的愤恨之情表现得既鲜明又新颖。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七七。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商隐研究会会长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关于这首诗,《唐诗纪事》上有一则饶有趣味的记载:“涉尝过九江,至皖口(在今安庆市,皖水入长江的渡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涉曾任太学博士)也。’其豪酋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这件趣闻不但生动地反映出唐代诗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和所受到的普遍尊重,而且可以看出唐诗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广泛──甚至可以用来酬应“绿林豪客”。不过,这首诗的流传,倒不单纯由于“本事”之奇,而是由于它在即兴式的诙谐幽默中寓有颇为严肃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感慨。
前两句用轻松抒情的笔调叙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这似乎是“遇盗”的典型环境;此处却不经意地点染出在潇潇暮雨笼罩下一片静谧的江村。环境气氛既富诗意,人物面貌也不狰狞可怖,这从称对方为“绿林豪客”自可看出。看来诗人是带着安然的诗意感受来吟咏这场饶有兴味的奇遇的。“夜知闻”,既流露出对自己诗名闻于绿林的自喜,也蕴含着对爱好风雅、尊重诗人的“绿林豪客”的欣赏。环境气氛与“绿林豪客”的不协调,他们的“职业”与“爱好”的不统一,本身就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幽默。它直接来自眼前的生活,所以信口道出,自含清新的诗味。
三、四两句即事抒感。诗人早年与弟李渤隐居庐山,后来又曾失意归隐,诗中颇多“转知名宦是悠悠”、“一自无名身事闲”、“一从身世两相遗,往往关门到午时”一类句子,其中不免寓有与世相违的牢骚。但这里所谓“不用逃名姓”云云,则是对上文“夜知闻”的一种反拨,是诙谐幽默之词,意思是说,我本打算将来隐居避世,逃名于天地间,看来也不必了,因为连你们这些绿林豪客都知道我的姓名,更何况“世上如今半是君”呢?
表面上看,这里不过用诙谐的口吻对绿林豪客的久闻其诗名这件事表露了由衷的欣喜与赞赏(你们弄得我连逃名姓也逃不成了),但脱口而出的“世上如今半是君”这句诗,却无意中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诗人生活的时代,农民起义尚在酝酿之中,乱象并不显著,所谓“世上如今半是君”,显然别有所指。它所指的应该是那些不蒙“盗贼”之名而所作所为却比“盗贼”更甚的人们。
这首诗的写作,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阴”的味道。诗人未必有意讽刺现实、表达严肃的主题,只是在特定情景的触发下,向读者开放了思想感情库藏中珍贵的一角。因此它寓庄于谐,别具一种天然的风趣和耐人寻味的幽默。据说豪客们听了他的即兴吟成之作,饷以牛酒,看来其中是有知音者在的。
《题李次云窗竹》是一首咏竹诗。
竹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又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它象征着高尚、坚韧、虚心等美好品格。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一首咏竹诗,借竹言志,对竹子赞誉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首二句,平淡无奇,不仅用词浅显,亦无深刻的寓意,只是交代了竹子一般的用途,但作者强调的是“不用”、“不须”,至于缘由,结尾两句予以点明。原来,前三句都是陪衬,是为了与末句构成对比的。诗人说,我不用把竹子制成笛子,也不把它用作钓鱼竿,要的是让竹子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在大雪纷飞之时,能够屹立在雪中,使我看到那一番凌雪傲霜的情调。
前两句实际上写的是竹子的功利实用性,末句则是竹子的精神“实用性”,而功利实用性是不被作者看重的,他看重的是竹子品格对人的影响。作者故意使之构成强烈的对比,对比之中,流露出作者对竹子的喜爱及对竹子品格的赞誉。“留向纷纷雪里看”,看什么?自然不是为了看竹子的青翠之姿,而是从雪里的孤竹中看到了竹的高洁本质,一种独立于世俗的孤傲。此诗托竹寓意,巧用对比,表达了作者对那种高洁孤傲、坚贞不屈精神的追求。
竹的生存环境,总是猗猗静谧幽雅,醉心在竹的世界里,可以弥补人的心理缺陷和远离凡尘的愉悦、超脱!可以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