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
该曲共分三层,“想贞元朝士无多,满目江山,日月如梭”为第一层,化用唐刘禹锡诗句,感叹艺苑的英才已纷纷过世,入于《录鬼簿》中,江山依旧,岁月悠悠,令人无限伤感。开头就从一个“想”字说起,劈面而来,在让人感到突兀之余,也让人感到凝重,让人觉得这支曲子不是游戏之作,对《录鬼簿》的评价是严肃可信的。紧接着,推出了空间意象“满目江山”和时间意象“日月如梭”。缅怀古人的情思与时空意象的组合、交织,就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特定时空意义,表达了涵盖古今的人生感慨:江山长存,岁月无情,人生与之相比,真如白驹过隙,何其短暂。这两个意象的出现,使首句染上了更为苍凉的色调,令人低回不已。
紧接三句“上苑繁华,西湖富贵,总付高歌。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为第二层,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繁华富贵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人世沧桑,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而且与之相伴的也往往是“坎坷”和“蹉跎”,它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前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连同他们的文治武功,都已经成了樵唱渔歌的材料,历史上的功臣名将到而今都已成了地下的一抔黄土。即是说生死富贵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对富贵的否定也就衬托了对《录鬼簿》的褒扬,肯定了这部为缅怀故人、为曲坛名公才人立传的著作是万古不朽的,他的价值是超越千古的。
最后四句“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为第三层,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作者认为人生价值体现于文学事业之中,把文学事业提到了超乎生死、跨越时空的高度。重视文学事业,这是中国典型的文人意识,但这种观点并未越出儒家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提的传统功利观念的框框。作者则不然,他此曲为《录鬼簿》题词,缅怀的是被正统文人鄙视的艺人才士,肯定的是被摒于正统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张扬的是具有反传统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蔑视“已死之鬼”,赞颂“不死之鬼”,这就是本文作者与《录鬼簿》作者共同的价值判断。
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