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彼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段灼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当时朝廷用人,只据中正品第,结果,上品皆显贵之子弟,寒门贫士仕途堵塞。刘毅的有名的《八损疏》则严厉地谴责中正不公:“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当时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左思此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时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金张藉旧业”四句,紧承“由来非一朝”。内容由一般而至个别、更为具体。金,指金日磾家族。据《汉书·金日磾传》载,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七代,金家都有内侍。张,指张汤家族。据《汉书·张汤传》载,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张家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冯公,即冯唐。他是汉文帝时人,很有才能,可是年老而只做到中郎署长这样的小官。这里以对比的方法,表现“世胄彼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具体内容。并且,紧扣《咏史》这一诗题。何焯早就点破,左思《咏史》,实际上是咏怀。诗人只是借历史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而已。
这首诗哪里只是“金张藉旧业”四句用对比手法,通首皆用对比,所以表现得十分鲜明生动。加上内容由隐至显,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