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为三部分,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中间十句为第二部分,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隐居中的情趣。这首诗景物描写很精致,层次感极强,有些动词用得恰到好处,见出了作者的情致。
诗开水就标明他归田的高情远致:“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是说他隐居在山野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别有追求。这是用了别人的话,臧荣绪《晋书》载何琦引胡孔明言:“隐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则同,所以在山则异。”都住在山间是相同的,而为什么住山、住山的用意则不相同。下面又说:“不同非一事,养疴丘园中。”意思是:不相同的不是一个方面,我现在是在山间田园里养病。说“养疴”是颐养情性的一种高雅说法,隐者在丘园中“养疴”自然不同于樵者的口腹之役。以上四句用樵者作对照,以见出自己养疴丘园的不同凡俗。
中间写田南园的环境及徜徉其间的快适。“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中园无氛杂,远风送爽,这本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这里用了“屏”“招”两个动词,说尘杂是他屏除的,远风是他招来的,真是挥之即去,招之即来,他就是江山风月之主了。“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他在北山之阳建造新居,一打开窗户就对着南江。背山面江,他选择的地方既清幽、又开阔,是个多么好的所在。“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引来溪涧里的水就可以灌溉,可以省却汲井之劳了,插上槿木围成篱笆,就可以当作围墙了。面前是南江,引水很方便,槿木极易成活,不高不矮,作篱笆当围墙再好不过了。这既写他对环境的整治,又见出生活的简朴、自在。以上四句所写也就是诗题所标示的情事。经过整治之后,这里的环境更优美了:“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当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蜂。”栽种的树木都长起来了,与众山交互映衬,打开门窗林秀山色扑面而来,“当窗”的“当”情态可味。诗人向下走去是广阔的田野,向上又望见高耸的山峰。上下周围,目接之处无往而不开怀惬意。这个环境有点类似陶渊明诗里描写的情形:“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饮酒》)。陶诗的描写是分散的,这里则很集中。
最后写隐居中的情趣。“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这两句说,修建田庄不想劳人动众,只是顺应自然、因势就便,如上面写的“卜室”、“激涧”、“插槿”就是。“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这两句是用典。蒋生指汉代隐士蒋诩,他在自己庄园里开辟了三条道路,只与志同道合的羊仲、求仲相往还。作者这样写是表示:他时时都在准备接待那些高人逸士,而杜绝了世俗之交。“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这两句意思是说:希望朋友们常来欢会,聆听你们的高论妙语。按作者在始宁时,隐士王弘之、孔淳之常来聚会,又有谢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常与作者作山泽之游,这些人就是诗中提到的求、羊之徒。作者隐居中的情趣可以用刘禹锡《陋室铭》中下面的句子来表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在这片天地中暂时解除了官务的纷扰、得失之念的刺激,心情得以放松了。写到这里,读者就清楚了他在开头说的那几句话的实在含义了。
这首诗抒发了年华易老的感慨,并将人到中年的独特人生体验巧妙地表达出来。
前两句咏叹韶光易逝。眼前的满眼青山既是实指,更是指人生旅途中经历的种种美好风景。美景不能饱览贪看,暗示着人生有着许多错过或不得不错过的遗憾,这就为下文埋下了伏笔。以下三句写为何如此怅惘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岁月催人老,一是人生多事。第二句写自己还没有充分领略人生,再看镜中已是鬓角如霜雪。这里,诗人并没有直接写自己如何白头,而是用无奈的语气写对鬓丝变白无可奈何。“无那”、“何”并未实指,也未明言,不出现“白”、“霜”、“雪”等字眼,却给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这既体现了岁月的不可抗拒,给人以浓厚的岁月沧桑之感,又充分表现了自己年华飞逝而功业未就的怅惘。
后两句展现复杂情怀。自己只以为很快就会老去,那时就可以清闲下来无事可做了,没想到就要到四十岁了,各种杂事反倒更多了。要知道,人一旦到了中年,人生阅历已经非常丰富,可以说人生大多数滋味都已经尝过了,胸中百味杂陈但又不容易说得清楚。而此时也是事业鼎盛的时候,往往要同时面对各种杂事冗事,穷于应付。这两句就将这种中年人普遍怀有的复杂心情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呼应了开头。
《思齐》全诗二十四句,毛传将其分为五章,前两章每章六句,后三章每章四句。郑玄作笺,将其改为四章,每章均为六句。相比较而言,毛传的划分更为合理,故后代大多从之。
首章六句,赞美了三位女性,即“周室三母”:文王祖母周姜(太姜)、文王生母大任(太任)和文王妻子大姒(太姒)。但其叙述顺序却并非按世系进行,而是先母亲,再祖母,后妻子。孙鑛对此分析道:“本重在太姒,却从太任发端,又逆推上及太姜,然后以‘嗣徽音’实之,极有波折。若顺下,便味短。”(陈子展《诗经直解》引)说此章“重在太姒”似可商榷,但言其“极有波折”尚可一听。马瑞辰对此亦曰:“按‘思齐’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姒嗣徽音’,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耳。古人行文自有错综,不必以思媚周姜为大任思爱大姜配大王之礼也。”(《毛诗传笺通释》)
《毛诗序》谓此诗主旨是“文王所以圣也”,孔颖达疏曰:“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母大贤,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而然也。”欧阳修亦曰:“文王所以圣者,世有贤妃之助。”(《诗本义》)按此之意,文王是由于得到其母其妻之助而圣,所以此诗赞美“文王所以圣”即是赞美周室三母。但整首诗只有首章言及周室三母,其余四章片言未提,正如严粲所云:“谓文王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诗缉》)毛传和郑笺是将首章之意作为全诗之旨了。其实此诗赞美的对象还是文王,赞美的是“文王之圣”,而非“文王之所以圣”。首章只是全诗的引子,全诗的发端,重心还在以下四章。
二章六句,包含两层意思。前三句承上而来,言文王孝敬祖先,故祖神无怨无痛,保佑文王。后三句言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使兄弟也为德所化;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这三句颇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毛传将此章第四句“刑于寡妻”的“刑”训作“法”,郑玄笺曰:“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除此诗外,“刑”在《诗经》中还出现五次,共有两种解释:一为名词的“法”,一为动词的“效法”。此诗的“刑”是动词,所以还是解释“效法”为好,况且郑玄所说的“礼法”是后起的概念,恐非文王时就有。“刑于寡妻”即“效法于寡妻”,也就是“被寡妻所效法”,所以“刑”逐渐又引申为“型”,即典型、模范,此诗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从第三章开始,每章由六句转为四句。第三章的前两句承上章的后三句而来,以文王在家庭与在宗庙为典型环境,言其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后两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进一步深化主题。“不显”一词在《诗经》中还有十一见,其中十处作“丕显”(即很显明)解,唯有《大雅·抑》“无日不显,莫予云觏”作“昏暗、不明亮”解,意即:莫说因为这里光线昏暗而无人能看见我。朱熹《诗集传》释曰:“无日此非显明之处,而莫予见也。当知鬼神之妙,无物不体,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测者。”此诗的“不显”亦是这个意思。《诗集传》释此句曰:“不显,幽隐之处也……(文王)虽居幽隐,亦常若有临之者。”也就是说此句意谓:文王即使身处幽隐之处,亦是小心翼翼,而不为所欲为,因为他觉得再幽隐的地方也有神灵的眼睛在注视着。此处甚有后代“慎独”的意味。第四句的“无射”在《诗经》中凡三见,其他二处均作“无斁”解,此处恐亦不例外。“无斁”是无厌不倦之意。“无射亦保”的“保”即《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保”,全句谓文王孜孜不倦地保持美好的节操。
如果说第三章言文王“修身”的话,那么最后两章就是“治国”了,所以方玉润说:“末二章承上‘家邦’推广言之。”(《诗经原始》)第四章的前两句“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谓文王好善修德,所以天下太平,外无西戎之患,内无病灾之忧。诸家有关“瑕”、“殄”二字的解释五花八门,繁不胜繁。其实这二字意义相近,《尚书·康诰》有“不汝瑕殄”,“瑕”“殄”并称,孔安国传曰:“我不汝罪过,不绝亡汝。”可见二字均有伤害、灭绝之义。第四章后两句“不闻亦式,不谏亦入”各家的解释亦是五花八门,越说越糊涂,还是《诗集传》说得最简单明了:“虽事之无所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之者,而亦未尝不入于善。”
最后一章不难理解,主要讲文王勤于培养人才,只是最后一句“誉髦斯士”,稍有争议。高亨《诗经今注》说:“‘誉髦斯士’,当作‘誉斯髦士’,‘斯髦’二字传写误倒。《小雅·甫田》:‘燕我髦士。’《大雅·棫朴》:‘髦士攸宜。’都是髦士连文,可证。”其实不必这样推断。“誉”是好的意思,“髦”是俊的意思,在此均用作动词,“誉髦斯士”就是“以斯士为誉髦”。
薛瑄说:“《思齐》一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备焉。”(见《传说汇纂》)确实,它反映出传统道德在文王身上的完满体现。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