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徐惠的《进太宗》又名曰《妆殿答太宗》,是在皇帝屡召不赴情况下写就的一首难得表现作者“女儿性”的作品。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前两句虽然不着一墨写作者如何梳妆,却让佳人对镜的优雅美态如在眼前,颇见功力。在数以千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慌不忙的借“千金一笑”的典故,戏谑地反问太宗:“古人千金买美人一笑,陛下传召我一次,我能来吗?”
徐惠的问句,不但平息了君王的火气,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体态婀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不屈己、不媚人的独立形象。“后妃宫女拂逆君主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手段,出于自觉意识,多数因性气所致。”由此可见徐惠的机智活泼的女儿性情,以及太宗与她之间亲昵深厚的情思。
徐惠以轻松的笔调写下了她和太宗之间这段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在强调庄严又玄妙的“后妃之德”的后《诗经》时代,突然冒出“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样充满灵性的诗句,是徐惠的天性和才华使然。后人曾作诗赞这首《进太宗》:“拟就离骚早负才,妆成把镜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来。”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