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句以以豪情激昂之调开头,作者回忆当年的英勇战斗。征途跨越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携国君之命领兵踏上征讨匈奴之途。以长途奔袭、不畏艰苦、孤军深入、敢斗强敌,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私、忠诚于国家的情怀。《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率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军所包围,李陵在不利的地势中,击毙敌人数千。单于集合八万兵围攻,李陵军且战且退,艰苦突围,又斩匈奴三千余人,单于派其子率兵激战,李陵复杀敌数千。诗一二句的英勇自豪情调是为国立功之心的表现。“为君将”一语表白了他英勇战斗的动机,也为下文对汉武帝的刻薄寡恩从反面铺垫,遥相映衬。
三四句道出战败投降的不可挽回之遗憾。突围之路已断绝,箭矢用尽,刀刃变钝,士卒死伤殆尽,迫不得已屈服于敌人,名声扫地。这两句话蕴含着四层深意,说尽众寡悬殊、损兵折将的惨状,也抒发出腼颜事敌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报任安书》曾这样述说李陵当时的困境,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李陵一声令下,士兵个个奋起,纵然箭矢已尽,仍以空弦凶悍,冒着白刃之危,无不向北,积极迎战,志在必死与敌。又认为,李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权衡,寻找适当时机,再度斩杀敌人,重返汉军阵营。这两句诗从严以律己的高度,述说艰难羞辱,感情更深。
最后两句向苏武和汉使者说明不能归汉之因,弦外之音斥责汉武帝杀戮李氏家属的绝情与残忍。《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误听说李陵为匈奴练兵,于是族灭李陵一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又畏惧归汉后再受戮辱,于是在匈奴二十多年而死,没有回归故土。这两句诗包含着这样复杂的情感:抱怨、隐痛、惋惜。
李陵故事流传极广,历久不衰。这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士大夫阶层忠诚而不得其所的怨愤,也存在着人民对封建帝王专断独裁、行刑诬枉的不满。可以从李陵事件和李陵歌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体味到类似的感情。这首歌言简意赅,语短情深,真实地抒发了李陵在彼时彼地万感交集的心声。
此诗写淮北初春之夜在军中闻笛所引起的思归之情。作者通过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显得哀婉伤感,寄意深远。
这首诗前二句写闻笛。此时,春方至,山未青,夜犹寒,而军中有人吹笛,仿佛是那羌笛凄厉地呼唤春归大地,风光恰似塞外。这笛声,这情景,激动士卒的乡愁,更摧折着迁客,不禁悲伤流泪,渴望立即飞回北方中原的家乡。于是,诗人想起那大雁北归的传说。每年秋天,大雁从北方飞到湖南衡山回雁峰栖息过冬。来年春天便飞回北方。
后二句即用这个传说。诗人十分理解大雁亟待春天一到就急切北飞的心情,也极其羡慕大雁只要等到春天便可北飞的自由,所以说“不待天明尽北飞”。与大雁相比,迁客却即使等到了春天,仍然不能北归。这里蕴含着遗憾和怨望:迁客的春光──朝廷的恩赦,还没有随着大自然的春季一同来到。
诗人以恍惚北方边塞情调,实写南谪迁客的怨望,起兴别致有味;又借大雁春来北飞,比托迁客欲归不得,寄喻得体,手法委婉,颇有新意。而全诗构思巧妙,感情复杂,形象跳跃,针线致密。题曰“春夜闻笛”,前二句却似乎在写春尚未归,所以有人“吹笛唤春归”,而迁客不胜其悲;后二句一转,用回雁峰传说,想象笛声将春天唤来,一夜之间,大雁都北飞了。这一切都为笛声所诱发,而春和夜是兴寄所在,象征着政治上的冷落遭遇和深切希望。
在前、后二句之间,从眼前景物到想象传说,从现实到希望,从寒山笛声到迁客,到洞庭群雁夜飞,在这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叠现之中,动人地表现出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它以人唤春归始,而以雁尽北飞结,人留雁归,春到大地而不暖人间,有不尽的怨望,含难言的惆怅。
王之涣《凉州词》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盛唐边塞诗的豪迈气概。李益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其实相同,不过是说春风不到江南来。所以情调略似盛唐边塞诗,但它多怨叹之情而少豪迈之气,情调逊于王诗。然而委婉曲折之情,亦别具风致。这正是中唐诗歌的时代特点。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